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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南京审判 在中华大地欢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 锣鼓声中，从１４年艰苦抗战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将昔日横行中国的日本战犯迅速尽快逮捕，可谓扬眉吐气，大快人心！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到１９４７年５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２３５７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经过各地的紧张审判，３５名战犯被执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９３３名，引渡出国者２７名，尚有在押战犯１１３７名，转移到司法机关者１００名。 为统一审判在华日本战犯，中国于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５日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任命李波、徐乃堃、高硕仁、施泳等为检察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等为审判官，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这又是正义与邪恶的大较量。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下，中国军事法庭对屠杀南京人民的刽子手谷寿夫、屠杀３００多个中国人的乙级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侵华日军第２３军司令官酒井垄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进行正义审判，并处以极刑，功不可没。 南京审判是一部威武雄壮又曲折多变的活剧，既有叶在增等爱国法官以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伸张人类正义、严惩侵华元凶的民族正气歌，又有侵华战犯无耻狡辩的群丑曲，更有蒋介石、何应钦为发动全面内战包庇侵华战犯的卖国戏，亦不乏中国法官在复杂条件下为完成艰巨任务而斗智斗勇的动人故事。 南京审判功过分明，但审判、枪毙了谷寿夫等罪大恶极的侵华战犯乃是主流，时光荏苒，虽过去５０春秋，但重温这段历史，仍能告诉我们许多东西……▲审南京大屠杀要犯--谷寿夫南京军事法庭一开庭就碰上了硬钉子。 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日寇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别看身材矮胖，貌不惊人，却骄横跋扈，刁钻狡诈。 谷寿夫１９４６年２月２日因战犯嫌疑在东京被驻日盟军总部逮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因欠中国人民血债太多，中国点名要求引渡，于是在同年８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上海战犯拘留所。 国民党政府给谷寿夫下的断语是：“谷寿夫为侵华最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便利侦讯起见，经提战犯处理委员会第三十八次常会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接到命令，特派该法庭副官刘珊率特务营班长和６名士兵，将谷寿夫从上海押解到南京，关进国防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谷寿夫自离开东京之日，眼望波涛滚滚的大海，观看中国的青山绿水，为不能征服中国而"愤愤不平"，为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冥思苦想出无理狡辩的"三部曲“：首先是矢口否认有南京大屠杀：“我在南京大街上连个死人也没有看到过，甚至连杀人的事都没有听说过，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从报纸上看到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以此掩盖罪行，企图逃脱惩罚。 其次是面对大量事实，把罪责推个一干二净。谷寿夫以退为进狡辩说：“南京不幸事件的中心点是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方面的扬子江沿岸及紫金山方面，在此等地方的主力为第十六、九、十一、一百一十、十三、三等各师团及重藤支队（旅团）等兵团之行政区，与我第六师团无关。"第三是"即行调转"不在现场说。这是谷寿夫在"陈述书"中拿出的自以为最厉害的一招：“我师团于入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面对态度嚣张而又阴险狡诈的谷寿夫，原来负责承办谷寿夫案件的法官借故推脱了，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对选任主审法官犯了难。想来想去，想到了年轻法官叶在增，便把他请来，指着办公桌上小山似的一堆案卷说：“由远东军事法庭押来的谷寿夫，检察官已侦察完毕，起诉书过来了，我想请你协助调查整理一下好么？"叶在增马上预感到审判谷寿夫的重任可能落到自己肩上，一时有些紧张，因为这是影响巨大的国际案件，审判的是穷凶极恶的杀人魔王谷寿夫，有经验的老法官借故推脱不干，自己作为年轻法官能胜任吗？于是他对石美瑜说：“我年轻资浅，恐怕承担不了。"石美瑜鼓励他说：“在增，关键是你敢不敢为国雪耻、担此重任。现在首先把罪证理清楚，一定要做到真确、翔实，使人无懈可击。"叶在增说：“我深感责任十分重大，因为这是一起伸张人类正义、严惩国际凶恶敌人的巨大案件。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必须查得清清楚楚，罪证必须千真万确。"叶在增虚心向本案提起公诉的检察官陈光虞请教，因为陈光虞是南京检察处的检察长，有丰富的检察经验，已做过多方调查，掌握了大量材料，对审判谷寿夫有了大体轮廊。陈光虞便带石美瑜、叶在增等人请南京红十字会负责人和掩埋尸体的人陪同，到中华门外花神庙的万人坑实地视察，又从南京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地取回大量证据。 在紧张的３个月法庭准备时间里，中国法官开庭几十次，传讯了数以千计的中外证人，拿到了侵华日军为炫耀武功自己拍摄的电影、写的日记、报刊和中外有关书籍，写出了有份量的法庭判决书，对谷寿夫可能采取的狡辩战术进行了充分分析，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审判方案。 石美瑜对年轻的中国法官叶在增刮目相看，胳膊有力地交插在胸前，脸上荡漾着满意的笑容，充满了必将战胜日本战犯的战斗豪情。 为发动南京市民行动魄来与谷寿夫做斗争，南京法庭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８日贴出一张惹人注目的大布告：“查本庭审理日本战犯谷寿夫一名，据供：前任柳川军第六师团长，由杭州进攻南京，于（民国）二十六年１２月１３日进城，所辖部队分驻中华门内外附近一带地方，至同月２１日调往芜湖等语。查日军进城一周之内，为南京大屠杀最惨烈时期，该犯既身任中华门一带驻军之将领，关于该区域之犯罪事实与证据，自不能不切实调查，以明其责任。凡我军民人等在上述地带及时期内，曾遭日军烧杀奸掠及其它加害行为者，抑各被害人或遗族，或在场目睹之人，迅即详叙情形报告本庭，以资侦查，是为至要。切切，此布。"这一布告威力无穷，立刻把受害人吸引过来，南京法庭又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９日在中华门外区公所内设立临时法庭，张贴布告，传讯证人１０００多人，搜集到更多的证据。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以战犯谷寿夫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正式起诉，并请科处极刑，以维护世界正义。 南京人民久已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１９４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黄浦路口的励志社（现在的南京市中山东路３０７号）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开庭公审。 法庭布置得庄严肃穆：审判席设在令人注目的礼堂讲台上，以布覆盖着长桌，庭长石美瑜端坐审判席中央，法官叶在增、葛召荣、李元庆、宋书同和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张体坤、指定辩护律师梅祖芳和张仁德等分坐石美瑜两侧，一个个精明强干，威风凛凛。 审判席的正中下面为翻译席，翻译席的前面为被告席，其余是律师和证人席，楼上楼下都是观审席。 令人注目的是在审判席上，放置着许多受害人的头颅骨，都是从被害人的丛葬坟墓中挖出来的，更激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首犯谷寿夫的滔天深仇。 石美瑜庭长庄重地宣布公审开始，他威严地一声"带被告谷寿夫出庭"令下，谷寿夫被两名法警押上被告席。人们一起把愤怒的目光射向被告席，只见谷寿夫身材矮胖，穿着黄色短呢军服，蓄着东洋小胡子，是个典型的日本武士道军人模样，但在楼上楼下听众的一片愤怒谴责声中，漠然麻木的脸吓得像死人一样灰白。 首先由公诉人陈光虞严正地宣读起诉书：“被告谷寿夫，６６岁，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人，陆军中将师团长，曾先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为日本侵略运动中之激进军人。一生充任军职。……"起诉书控诉谷寿夫１９２８年任第三师团长期间入侵山东济南等地，参与制造济南惨案：１９３７年率第六师团入侵华北，沿途纵部任意抢劫居民陈嗣哲家中衣服古玩２８箱及红木家具，强迫中国妇女做肉体的慰劳，旋即直扑南京参加大屠杀，被害者几十万人。 谷寿夫似木桩一般站在被告席上听完起诉书，好像若无其事，当法庭宣布指定梅祖芳、张仁德两个律师为他辩护时，他傲慢无理地拒绝说：“我比律师先生更了解事实。"法官叶在增威严地质问说：“被告谷寿夫，你对检察官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话说？"谷寿夫按他的预定计划滔滔不绝地讲他的侵华经历说：“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我从熊本上船，经过朝鲜到华北。以后由大沽口登船，在杭州湾登陆，参加南京作战，后到芜湖，１９３８年１月９日离开中国芜湖，不久到大阪做防卫司令官。"法官要谷寿夫交代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谷寿夫把早已准备好的开脱之词抛了出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我深表遗憾。"叶在增法官见谷寿夫寥寥数语将他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不由怒火中烧，霍然站起高声宣布：“请受害人提供证据！"中国法官一声宣布，证人席前立刻排起了受害者的长队，一个个怒火满腔，争先恐后上台做证。 白增荣、梁廷芳两人首先登上证人台，指着谷寿夫的鼻子揭露，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下午６时，麇集在南京华侨招待所的５０００余难民，被谷寿夫的部队押往中山码头，疯狂地用机枪扫射，然后把尸体弃往江中，白增荣、梁廷芳两人中弹受伤，也被日本兵投往长江，与尸体一同飘流，得以幸免。 南京市民姚加隆接着登台控诉说，１２月１４日他带领全家在中华门斩龙桥避难，被谷寿夫的部队发现，他的妻子被轮奸杀害，８岁的幼儿、３岁的幼女因在一旁哀求，被丧尽天良的谷寿夫部属用枪尖挑入火中，活活烧死。 一个个受害百姓陆续出庭做证，控诉谷寿夫部属杀人强奸的暴行，都恨不得把谷寿夫撕成碎片，跺成肉泥，多亏法警竭力阻拦，才暂时保住了谷寿夫的性命。 谷寿夫见此阵势真有点胆战心惊，但仍把粗短的脖子一梗矢口否认道：“我部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军人。两军对垒造成的伤亡不可避免。至于百姓伤亡，可能是别的部队的士兵干的。"中国法官叶在增见这个凶恶的战犯气焰仍如此嚣张，便决定拿出他的有力武器：“请《陷都血泪录》的作者郭岐营长出庭作证！"郭岐原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辎重营中校营长，南京沦陷时没有来得及逃出，在铁蹄下的南京停留３个月，根据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写了一本《陷都血泪录》，成了审判谷寿夫的有力证词。 先由检察官宣读《陷都血泪录》，历时一小时才读完了重要章节，励志社楼上楼下的听众被激怒了，在法庭外面收听实况广播的人们，发出阵阵震天的怒吼声：“用不着再审判了，快把谷寿夫拖下去五马分尸，为死难军民报仇！"法庭内外，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掩面悲泣，有的冲上去要活扒谷寿夫的皮，吃谷寿夫的肉，幸亏有大批法警竭力劝阻，才没有当场要了谷寿夫的命。 审判长石美瑜被这种场面激动得热泪滚滚，他先介绍证人郭岐的生气，然后请郭岐出庭作证。郭岐怀着中国人的浩然正气与谷寿夫展开短兵相接的战争，他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屹立麦克风前，怀着悲愤的心情作证说：“谷寿夫率军侵占我国首都南京，他们的暴行史无前例，罄竹难书，本人提供的证词，不仅是亲眼目睹，而且事实可考。"然后，郭岐突然向谷寿夫发起猛攻：“请问，攻陷南京时，谷寿夫君的部队驻在何处？"谷寿夫在突如起来质问下应声而答：“我部驻在中华门。“郭岐见谷寿夫果然中计，就声若洪钟追击：“对了，我的《陷都血泪录》列举的惨案事实，都发生在中华门一带，正是你部残酷屠杀中国百姓的铁证！"谷寿夫的阵脚一下被打乱了，慌乱间以悲天悯人的口吻不得不承认铁的血腥事实：“恭聆郭先生所述供词，确实太残忍了。……"谷寿夫决不认输，话锋一转又狡辩说：“不过，我部进驻中华门时，该地居民已迁徙一空，早已没有屠杀对象。我曾一再教育部队严守纪律，不乱杀一人。……"谷寿夫"不乱杀一人"的狡辩激怒了法庭人员和旁听者，立时像火山爆发一般响起震耳欲聋的谴责声。石美瑜庭长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厉声下令：“把中华门外外万人坑内被害者的颅骨搬上来！"刹时间，只见一颗颗颅骨被搬到审判席上，由中国参加挖掘被害人尸骨的法医潘英才说明红十字会当时所埋尸骨及中华门外被谷寿夫部队屠杀的无数平民，大部分有被日军枪杀及被铁器打死的伤痕，从颅骨底部的切痕完全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全都是用刀砍下来的！ 接着，当时的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叙述他亲眼见日军到处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的罪行，证明当时红十字会曾掩埋被害人尸体４万余具。 谷寿夫面对此情此景，一时呆若木鸡，中国法官气愤地质问谷寿夫是否认罪，这个大屠杀的元凶仍说不知道这些情况。 白发苍苍的美籍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怀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走上证人席，怒不可遏地作证说：“南京安全区成立时，本人即为该区委员会之秘书。日本军队进城后，安全区之人民曾受非常之虐待，本人不得不向日本大使馆抗议。日本人曾要求以事实证明，乃开始做报告，并将每件事实附诸抗议书中。"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出庭作证说：“自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在广大范围内放火、抢劫、杀人、强奸平民，枪杀被认为是中国军人的非武装人民，情势万分严重，达三星期至七星期之久。前三星期内，尤其是前七天至十天内，对损害生命所犯之罪恶无可指数。本人曾亲见日本枪毙中国旗民，满城各街尽是死尸。“谷寿夫对四周深深鞠躬，装出十分沉痛的样子说：“恭聆诸位先生的证词，那些事实的确是太残忍了。不过，凡此种种我并不知情，我也没有下达过残害中国人的命令。"谷寿夫的狡辩又激起惊天动地的斥骂声，中国审判官又传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出庭作证，用他所著《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里的铁的事实，揭露谷寿夫部队犯下的滔天罪行。接着，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出庭宣读《南京大屠杀的目睹记》。对此，谷寿夫仍推说全然不知。 为制服谷寿夫，石庭长命令拉开银幕，先放映日军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现场的纪录片，再放映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拍摄的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附近的暴行影片，当看到自己在屠杀现场指挥的镜头时，他一时瞠目结舌，如五雷轰顶，旋即又镇定下来，要求传证日本军官小笠原清出庭作证，石美瑜表示同意。 小笠原清登上证人席，说自己原是日本陆军大学学生，未参加进攻南京作战，但一直在研究南京战役，据他研究的结果，认为当时雨花台是中日双方激战的地方，中华门一带早就没有了居民，故无屠杀对象，因而断言谷寿夫部队没有暴力行动。 检察官陈光虞驳斥小笠原清的辩护之词说，谷寿夫部队会攻南京之时，证人小笠原清尚在日本求学，徒以臆测漫谓被告部队在南京并无暴行，这种脱离史实的唯心主义研究，必然得出违反事实的结论，自属无可采信。 在几千听众的一片责骂声中，小笠原清灰溜溜走下证人席。谷寿夫并不死心，又提出传第六师参谋团长下野一霍等３人出庭为他作证。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５日再次开庭时，庭长石美瑜当庭通知谷寿夫：“被告谷寿夫声请传会攻南京之将领柳川军参谋长田边盛武、第六师团参谋长下野一霍、坂井德太郎出庭作证。本庭查田边盛武三人既参与会攻南京之战，他们对于南京大屠杀案均有共犯嫌疑。本庭正拟引渡办法，并无作证价值。应依刑事诉讼法第２７９条将被告之声请驳回。"２月２８日，谷寿夫再次向法庭提出要求传讯田边盛武等人，以"明确事件的真相"。南京法庭再次予以拒绝：“田边盛武等人均系参与会攻南京之高级军官及参谋长官，对于实施有计划之南京大屠杀事件，本有共犯嫌疑，纵使该嫌疑犯等到庭为被告所预期之陈述，亦不外瞻徇袒庇，自难据为被告有利之判决。兹被告犹斤斤请传该嫌疑犯等到庭作证，无非借端希图延宕。"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０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谷寿夫黔驴技穷，硬说南京法庭对他提出的证据都是假的，中国公诉人指出，对南京法庭提出的铁证，谷寿夫竟以空言抹煞，妄指为伪造，可谓毫无理由。综上各点抗辩，均属狡展图卸，殊无可采。 谷寿夫又臭又硬，蛮横地为自己辩解，反复叫嚷：“我并没有下达过肆虐于华人的命令。"证人郭岐怒发冲冠登台质问：“谷寿夫，我请问你，在日军攻陷南京以后，你是否曾经下达过命令，解散军纪三天？"谷寿夫遭此致命一击，被击中要害，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重重地低下了头。整个法庭鸦雀无声，都将愤怒的目光射向谷寿夫。 这时，南京法庭庭长石美瑜徐徐站起，威严地逼视着谷寿夫，以铿锵有力的声调，开始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根据《海牙陆战规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出庄严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整个法庭立刻欢声雷动，几乎所有的人全都霍然起立，纵情欢呼，泪水横流，感激为中国人民和人类和平伸张正义的法官们，只有谷寿夫一人低下了头，俄顷又强作镇静，向审判席上鞠躬致意，法庭听众眼见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俯首认罪，真是人心大快，扬眉吐气。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南京军事法庭将对谷寿夫的判决书和他的"申请书”一并备文呈述国民政府主席及参谋总长审批。 ４月２５日，南京军事法庭接到国民党政府防字第１０５３号卯有代电批复：“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讯明确，原判依法从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声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四十五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遵照执行。“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６日中午，谷寿夫被从南京国防部军法看守所提出来，押往雨花台刑场，沿途１０多万民众观看，无不拍手称快。 法警将谷寿夫押到雨花台刑场，法官高声点名，验明正身，检察官宣读行刑执行令，按行刑习惯做法询问：“你还可以做最后陈述。"谷寿夫叹口气，想了想缓缓抬起戴镣铐的双手，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缝好的一个白绸小口袋，递给检察官，低声请求说：“袋里面装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５３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中国检察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了谷寿夫的小口袋和请求，然后递给他一管毛笔，让他在法庭笔录上签字。 谷寿夫顿觉这管毛笔有千钧之重，不由想起他当年率领日本侵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犯下的滔天大罪；想起被押到南京后他给石美瑜庭长呈送过"恳愿书"，要求对他"宽延公审"，又向南京军事法庭呈送"申辩书"，百般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又向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上书，请求"赐阅"他的"申辩书"；想起在从山东中路到中华门、雨花台的刑场途中，道路两旁人山人海，观者如潮，几乎阻断了道路，如果没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军警做疏导阻挡，他恐怕到不了刑场就会被愤怒的南京市民撕得粉碎。 谷寿夫想到这里，知道大势已去，必死无疑，就用颤抖的手握着那管给他送终的毛笔，无可奈何地在法庭笔录上签了字。 南京法庭庭长石美瑜见谷寿夫已在笔录上签字，有关手续均已完备，就威严地下达了行刑命令。两个宪兵冲上前来，将已带戴镣铐手的谷寿夫五花大绑，在背后插上一块木质斩标，上写"战犯谷寿夫"。 雨花台周围的山七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群众，挤在最前面的是被害人的家属和亲友，欢欣鼓舞，欢声雷动，都来观看屠杀南京人民的罪魁祸首谷寿夫应得的可耻下常临到行刑处，谷寿夫腿软脸白已不能举步，被法警拖着进入刑场，宪兵大喝跪下，谷寿夫吓得跪倒在地，宪兵怀着深仇大恨一枪击中后脑，已被吓瘫的谷寿夫应声倒地，终于在他屠杀南京人民的地方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遭受大屠杀的南京人民终于报仇雪恨。 整个南京城沸腾了，到处都在观看南京军事法庭张贴的大快人心的布告：“查战犯谷寿夫。……判处死刑。转奉国民政府主席本年４月２５日防吕甚字第８３７５号卯有电核准执行，各在案。遵于本月２６日上午１０时由本庭检察官将该犯谷寿夫壹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除呈报外，合亟布告周知。此布。"▲杀人狂--酒井隆！ 原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是被中国军事法庭处以死刑的第二个高级将领。 酒井隆生于１８８７年，曾任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驻济南武官、参谋本部作战部中国课课长、驻天津日军参谋长、参谋本部部附第１４师团第２８旅团长、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第２３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酒井隆因战犯嫌疑被中国政府扣留。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０日，南京军事法庭开始对酒井隆进行公开审判。酒井隆一开始就说他不像谷寿夫那样纵使部属杀害十几万中国人，他一直对中国"友好"。中国公诉人马上指出他在中国作恶的时间长，范围广。 公诉人首先指控酒井隆早年参与制造济南惨案的罪行。 １９２８年４月，北伐军进驻济南，当时任日本驻济南武官的酒井隆向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发电，认为山东局势混乱，北伐军有可能退却，济南与青岛、天津的联系被切断，济南即将陷入孤立，日本出兵的时机已到，应以保护日侨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第二次出兵山东。日本内阁会议根据酒井隆的请求，通过了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的决定。４月２５日，日军第六师团５０００余人入侵青岛，酒井隆擅自要求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军进入济南，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形成对峙局面。 酒井隆通过日本浪人佃信夫获悉蒋介石请佃信夫与日军交涉，允以中国负担日方军费为条件，要侵略济南的日军撤回青岛，酒井隆便和福田师团长决定进攻中国军队。 为欺骗蒋介石，福田彦助派酒井隆等３人５月３日早上８时拜会蒋介石，诡称中国军队进入济南，"军纪风纪都很好，很守秩序"，日军今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 酒井隆见蒋介石信以为真，回去后就下令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酒井隆鉴于日本侵略济南兵力不足，５月３日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发电报称，第六师团正在进行紧急部署，冲突事件正在交涉之中，请求日本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快快增兵。５月４日，１３名走私鸦片的日侨被依法处决，酒井隆向日本陆军省上报情况时竟说，"济南有３００多名日本侨民遭杀害"，陆军省发布新闻时又将被杀日侨人数扩大了２３倍。连日本外务省也认为酒井隆的报告不正确，反对接受酒井隆和福田彦助的增兵要求。 酒井隆蓄意挑起冲突，在法庭上却百般抵赖，中国公诉人在法庭上拿出一本日本历史文献记载当庭宣读：“（济南惨案）一说系由酒井武官密令特务机关之一员，在中日两军之间向双方射击而引起。"酒井隆蓄意挑起济南惨案，导致中国军民死亡６１２３人，伤１７００多人，财产损失达２９５７万元。酒井隆的罪行引起法庭听众的强烈愤慨，呼喊口号要求严惩不贷！ 接着，中国公诉人指控酒井隆１９３５年逼其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侵略华北。 原来，１９３５年５月，在天津主办亲日报纸的胡思溥、白逾醒相继被杀；在热河南部进行抗日活动的孙永勤部队在关东军追击下退入遵化县。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密商，向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发电，借这两件事大做文章，要把东北军和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逐出华北。 得到日本参谋本部批准，酒井隆和高桥坦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会见北平军分会代理主席何应钦，声称胡思溥、白逾醒被杀和孙永勤部队进入遵化停战区活动，是中国方面扰乱日本的行动，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华北，"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一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之内"。 ６月８日，酒井隆在天津召开驻天津日军、关东军及日本驻山海关、上海、北平等武官参加的会议，决定"以武力为后盾，采取强硬态度"。６月９日，酒井隆和高桥坦再次会见何应钦，要求撤换驻守河北的第５１军军长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换天津市长张廷谔、罢免在天津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等等。 为压何应钦让步，酒井隆亲自起草了《何梅协定》备忘录，逼应何钦签字，备忘录如下：“迳启者：６月９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民国２４年７月６日。"何应钦呈请蒋介石批准，签署了《何梅协定》，使酒井隆提出的侵略华北的要求全部得到实现，酒井隆因功被提升为参谋本部部附第２８旅团旅团长，"七七事变"后率军入侵中国，在河北、山西、河南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夺取内蒙，使内蒙成为第二个"满州国"，是日本侵略华北的重要步骤。为此，酒井隆１９３８年６月，被任命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当即赶往张家口组织伪政府。１９３９年３月，酒井隆被日本内阁中的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兴亚院"任命为蒙疆联络部长官，将其晋升为陆军中将，１９４０年３月改任侵华日军驻蒙军军附。 酒井隆大量收集网罗内蒙、察哈尔、北平、绥远、山西等地的汉奸，拼凑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酒井隆指挥伪蒙军队向国民党军队进攻，他为伪蒙军打气说：“假若察蒙军队打了败仗，我就说服天津驻屯军田代司令官，调日本皇军参战，如若食言，叫我将来被支那军事法庭枪毙！"酒井隆鼓动伪察蒙军在红格尔图、百灵庙等地与中国部队作战，被汤恩伯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酒井隆一面派侵华日军向绥远增兵，一面成立"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蒙疆电业株式会社"、"蒙疆电器通信设备株式会社"、"国际运输公司"、"东亚烟草公司”、"蒙疆造纸公司"、"蒙疆不动产株式会社"、"蒙疆兴业株式会社"等经济侵略机构，陆续强占了龙烟铁矿、大同煤矿、下花园煤矿，垄断了华北金融、烟草、电力、食盐等的开发、出售，进行殖民地剥削，用刺刀尖掠夺华北财富，用以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 １９４０年６月，酒井隆奉调回国，任留守近卫师团师团长；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再次返回中国，任驻广州的侵华第２３军司令官。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酒井隆到广州赴任，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大本营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下达了攻占香港的命令，命酒井隆指挥其主力部队协同海军从陆地正面迅速攻占香港和九龙半岛。 酒井隆在进攻香港前，先在广东大开杀戒，怂恿、放纵部下毒打孕妇，轮奸妇女，然后用刺刀挑开中国少女腹部，用少女的鲜血喂酒井隆豢养的狼犬。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凌晨４时，酒井隆作为日本进攻香港方面的最高指挥官发布进攻香港的命令。他首先命令日本航空兵消灭在香港的英国空军，夺取香港的制空权，然后令步兵占领广州沙面英租界地，再令日军第３８师团从正面进攻香港。 中国将军陈策率部协助英军抵抗酒井隆的进攻，由于英军毫无斗志，日军１２月１３日占领九龙半岛。酒井隆对固守香港的英军两次提出劝降，又发出最后通牒，遭英军拒绝。从１２月１８日夜间开始，酒井隆命日军第５１师团和第６６联队在日本海军第二遣华支舰队和飞机、大炮支援下，向香港发动猛攻。酒井隆命日本飞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强行在香港登陆，经７天激战，香港总督场慕琦１２月２５日宣布投降，英军被击毙１５００余人，１５０００余人被俘。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香港总督杨慕琦在香港半岛酒店向酒井隆献上降书。１２月２６日上午，酒井隆骑着高头大马在皇后大道举行入城式。在日本任命的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抵港赴任前，酒井隆作为"代理总督"，对香港进行了两个月血腥大屠杀。 为报复香港的中国人和英军对日军的抵抗，酒井隆命令日军官兵以搜捕反日分子为名，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凡是日本侵略者认为可疑的人，都开枪射杀；见妇女就强奸，遇财物就抢劫，很快便使香港、九龙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根本不去掩埋，一任横尸通衢。 酒井隆的部队还肆意虐杀、侮辱俘虏。公诉人宣读英国、加拿大转来的控诉材料，指控日军官兵将英国炮手麦当诺、加拿大枪手麦克等俘虏，丧心病狂地挖眼睛，割石头，凌迟致死，特别控诉书说：“倒卧（香港）红十字医院病榻疗伤之英籍病俘，悉遭刺杀或枭首，刀剑砰轰与呻吟哀号齐鸣。红十字会英籍女护士戈登等并遭轮奸。"南京法庭庭长石美瑜命公诉人宣读原香港"副总督"平野茂的证词，平原茂称：“香港居民通过日中、日俄之战以及这次香港之战的亲身体会，充分了解日本军队是极其无人道的野蛮、残忍的军队。 占领香港初期，家家紧闭双扉，一连多天路无行人。妇女害怕被强奸，雉发改扮男装以避凶险，许多妇女为了逃避被奸辱的厄运，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加上补绽，脸上用墨或用泥涂黑，在天明前或深夜逃过日本警备部队的警戒线，陆续潜往广东腹地或向桂林、上海逃亡。逃亡的数字很大，我记得那时有名的中国女电影明星胡蝶就是逃出香港的。"公诉人又指控酒井隆指挥日本侵略军在广州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进行"治安作战"，为"警备主要交通运输线"，酒井隆指挥部属疯狂地屠杀百姓，犯下滔天罪行。 日本投降后，香港同胞强烈要求香港总督杨慕琦出面引渡酒井隆，还控诉酒井隆在九龙兽性大发，看见一对年轻夫妇在街上相偎而行，他抽出军刀在这对夫妻身上各刺一刀，又不将其杀死，眼睁睁看着这对恩爱夫妻在马路上痛苦挣扎，哀号而死，酒井隆在一旁哈哈大笑，以此取乐。 香港总督杨慕琦和他手下的重要官员作了日本的俘虏后，都曾被酒井隆关进集中营，受尽凌辱、折磨，无不对酒井隆恨之入骨，因而一致呈请英国政府，从中国引渡酒井拢中国国民党政府接到英国的请求书，也早想逮捕他。不知道酒井藏在何处，就命军统局在北方的负责人张家铨设法逮捕酒井。 张家铨动用军统局特务系统力量追查酒井隆下落，很快查到酒井１９１３年３月调任参谋本部部附，日本投降前辞去军职，到北平经商，想利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是他的老部下的关系，利用日本侵华势力在北平搜刮一笔钱再远走高飞，岂知美梦未做完就赶上日本投降，酒井隆自知欠中国人血债太多，就在根本博庇护下躲藏起来。 张家铨先找到根本博的参谋长、日寇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渡边渡，编造理由说要从酒井隆那里搜集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酒井隆疑心疑鬼，又惹不起军统局特务，便让根本博和渡边渡陪他来见张家铨。 张家铨见鱼儿上钩，就借口要酒井隆详细提供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把根本博和渡边渡打发走，才命人将酒井隆逮捕，立即架上汽车，派早已准备好的飞机送往南京，交国民党陆军总部监狱收监待审。 英国得到酒井隆被捕的消息，再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引渡他到香港由英方审判，中国考虑到酒井隆固然在香港作恶多端，但他作为侵华巨魁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上级长官，在中国大陆做了更多的坏事，应由南京军事法庭审判。 英国政府要求引渡酒井隆被拒绝，又退一步要求派法官参加审判，国民党政府仍然严词拒绝，因而审判酒井乃由中国单独进行，仍由国防部审判战犯法庭负责审理，审判长仍由石美瑜担任，审判地点仍选在南京。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０日，南京军事法庭对战犯酒井隆开庭审判，８月２０日进行第二次公审，一致认为他比谷寿夫罪恶更重，他不仅和谷寿夫一样纵兵杀人，而且亲自挥刀杀人，甚至从北伐战争起就参与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外交交涉员蔡公时就是酒井隆带人杀害的，他在中国作恶时间之长，手段之恶劣，都超过土肥原和板垣，８月２７日，正式判处酒井隆死刑。 ９月３０日下午３时，中国法警将酒井隆五花大绑，背上插着"战犯酒井隆”的醒目木牌，从监狱提出，押往雨花台刑常一路之上，许多南京市民早早等在预定经过的马路两旁，争睹这个日本侵华急先锋、杀人魔王的真面目。岂知这家伙早已吓得失去知觉，像烂泥一样瘫在汽车上。 雨花台周围的山上，早就沾满了对日本侵略者有深仇大恨的南京市民，与酒井隆有血海深仇的许多香港同胞和英国受害者，也已久候多时，都要亲眼来看这个刽子手的可耻下场！ 只见中国两名法警把早已吓得半死的酒井隆从汽车上拖下来，连架带拖拽到刑场，飞起一脚踢跪在地，射出复仇的子弹一枪毙命，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常酒井隆被正法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索取酒井隆的判决副本，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供英国人民翻阅，以慰被酒井隆和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英市民的冤魂，中国政府很快答应了英国的要求。 酒井隆被处决后，南京军事法庭通知日军善后联络部，冈村宁次、今井武天提出移交酒井隆遗体的要求，被拒绝。令人费解的是９月１５日，中国国民党军队方面却为酒井隆举行正式葬礼，并让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参加，又把酒井隆的遗体葬在南京雨花台墓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掠夺狂--矶谷廉介 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是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的又一个重要日本战犯。 中国公诉人首先控诉矶谷廉介作为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侵略华北的罪行。 矶谷廉介声称他继承其岳父、前日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遗志致力于开发华北。公诉人揭露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都是日本侵华特务巨魁，苦心培养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等侵华巨头。 公诉人控诉矶谷廉介勾结土肥原贤二等策动华北“自治"活动，叫嚷中国政府若反对华北"自治"，"必将触犯关东军兵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华北行政体制，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８日设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华北危机推到极点。 为把华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矶谷廉介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身份向《读卖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吹嘘日本军部的侵略华北方针，利用汉奸进行"经济开发"，促进"自治"分化华北，增加日本侵略华北兵力以显威势。 矶谷廉介利用日本浪人挤走中国缉私队，把日本的人造丝、布匹、糖、酒精、毛制品、胶鞋等商品潮水般涌进华北，让日本浪人四出兜售，又私运白银出口，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矶谷廉介命日本浪人在天津日本租界开办毒品工厂，制造吗啡、海洛英，通过中国地痞流氓销往中国各地，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削弱抗日力量，矶谷廉介叫嚷要用枪炮、鸦片一举灭亡中国。 公诉人指控矶谷廉介勾结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特务头目炮制华北傀儡政权。 土肥原、板垣征四郎企图让吴佩孚出来充当华北伪政权首领，遭到吴佩孚严词拒绝，土肥原和板垣向矶谷问计，矶谷廉介想出一个主意，他说：“我以前常听我岳父青木宣纯中将谈起支那政情，他特别强调，将来日本占领北平时，可以请满清遗老王士珍、江朝宗出面组织过渡政权，现在王士珍已死，仅剩江朝宗一人，何不请江朝宗出来，暂时维持秩序。"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都赞成矶谷廉介的意见。矶谷又说：“江朝宗脾气很倔强，若由日本人去请，恐怕不会答应，最好鼓动中国商人出面，再配上几个市民代表，恳求他出来拯救全城生灵，他就不会推辞了。"土肥原和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德太郎按矶谷廉介的办法行事，终于策动江朝宗投敌，１９３７年７月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同年１２月北平治安维持会并入华北中华民国伪临时政府，江朝宗改任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都是矶谷廉介和土肥原在背后操纵。 北平临时伪政府建立后，土肥原和矶谷廉介为建立长期伪政权，让板垣征四郎去请吴佩孚出山，吴佩孚根本不与日本人见面。土肥原便命矶谷廉廉介去请前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出山。 矶谷廉介说：“新政权的首脑，原来就准备请曹锟和吴佩孚，吴佩孚既然不肯出山，只有去找曹锟。假若能把曹锟捧出来，吴佩孚最后还是会追随他的老师的。 矶谷廉介利用他岳父青木宣纯与曹锟的老关系，到天津去见曹锟，甜言蜜语拉拢说：“这次的日中战争完全出自偶然，敝方事先绝无计划，所以打到什么地方为止，要看大局的发展。至于平津的善后及整个华北的局势，应该怎么收拾，敝国当局很想听听总统的意见，所以特派晚辈来请示。"曹锟在民族大义面前保全晚节，严词拒绝了日本军方要他出山的请求。矶价无奈，只得让王克敏就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新民会会长。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０日，日本的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正式在香港建立，矶谷廉介因侵略华北有"功"，被任命为香港"总督"。 矶谷廉介走马上任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通过香港副总督平野茂向矶谷廉介下达三点指示称：一、香港是英国囤有大量物资的地方，但是英国人巧妙地收藏起来了，日军必须对这些物资进行彻底搜查，并立即运回日本；二、对于敌军不可宽容，不可给予良好食物，只能维持他们不死的待遇；三、对于收容集中营的外侨，不得让他们夫妇同居，应各别禁闭。"矶谷廉介把他的总督府设在香港原汇丰银行１５楼，在大厦前悬挂着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招牌，还贴出矶谷廉介署名的一张布告：“香港乃日本的占领地，尔等香港居民须绝对服从总督，若有违反，定予严惩不贷。"矶谷廉介命令日本的香港副总督平野茂制定了血腥屠杀香港人民的法令，可以随心所欲地给香港居民扣上对敌提供情报的罪名，将无辜居民逮捕、拷打，把他们打成残废，甚至打死了事，或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香港居民打个借口当作"地下工作者"送上军法会议处死。矶谷廉介纵使部下对中国人民施加的非人道的暴行层出不穷。日军攻占香港后很长时间内尸骸遍地，以后也经常屠杀无辜，使整个香港陷入极度恐怖之中。 矶谷廉介特别制定了《军法会议法令》，这是最惨无人道的杀人法令，只要认为任何香港居民"有阻碍军政法律实施的行为，有通敌或不稳的嫌疑或行为"，就严刑拷打，草菅人命。 为破坏香港经济，矶谷廉介下令制定进出香港规定，人员要经过３星期调查、商贩要办一个星期的手续，就使进入香港的人和货物大量减少，又制定通货法令，规定日本军票１元兑换港币８元，一夜之间就将香港人的财产夺去四分之三，把香港居民推入饥饿的边缘。 矶谷廉介下令，“凡在山林中砍折树枝者一律枪杀"，凡在黄昏后灯光外泄者，都要受严厉处分。为此，夺去了许多香港人的性命。 为提高日本侵略军士气，满足他手下士兵的性欲，矶谷廉介下令在香港傍海的湾仔一带建妓院，出动宪兵端着刺刀逼居民马上搬走。许多人来不及携带财物就拖儿带女被赶出家门，然后用铁马封锁街道，修设了５００家军队妓院，供日本官兵玩乐。矶谷廉介则挥霍２００万日元巨资修建豪华的香港总督官邸，把日本著名艺妓小松从东京接来玩弄，还把香港酒馆的女掌柜和她的妹妹召进总督府供他侮辱。 为修建香港神社，矶谷廉介派日本士兵赶走２０００户居民，拆毁４００间房屋，向香港市民搜刮２００万日元，逼得无数香港居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矶谷廉介疯狂地推行香港疏散政策，出动日本侵略军"围捕疏散者"，强行使香港人口从１５０万减少到７０万人。他派出日本士兵开着军用卡车乱闯，见人就用枪逼着拉上汽车运走，并在临时修起的收容棚寮里，凑够２０００人就装一机动帆船，运往中国大陆或东南亚，途中因风暴被风浪打翻惨死者不计其数。日本官兵借此公然白昼在大庭广众前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矶谷廉介还命他的副总督制定仓库法，接受了英国多年来为在亚洲进行贸易修筑的巨大仓库，掠夺走英国从澳大利亚、中国和东南亚运来的大量商品、物资、器材，香港财务部长中村惊喜地向他报告说：“香港仓库区长达两公里，比东京--横滨间的仓库量还多５倍，物资数量多得惊人，非两年半时间不能整理清楚。“矶谷还将香港许多人的私有财产当作"敌产"任意没收，对前来要求发还个人财产的人都以"阻碍香港军政的执行"，格杀勿论。 矶谷廉介把从香港仓库中没收的大量鸦片，运到汇丰银行一楼亲自监管，然后秘密运往中国大陆出售，将其称为"用中国人愚化中国人的鸦片政策，既可麻痹中国人的抗日斗志，又能赚取大量金钱，再用于扩大侵华战争。 由于矶谷廉介在中国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罪行累累，中国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验明正身后拉到刑场枪决，为受害的中国人民报仇雪恨，无不拍手称快。 ▲处决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 南京军事法庭又对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暴徒向井敏明、野田毅和一手屠杀我南京同胞３００余名的刽子手田中军吉等３名战犯，进行审判并处决，奏响了中国庄严审判、处置日本战犯的又一曲正气歌。 战犯向井敏明是日本山口县人，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２０岁时任中岛师团（１６师团）片桐部队富山大队副官。野田毅比他小一岁，１９３７年６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任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长。 １９３７年９月，向井敏明、野田毅随中岛部队入侵天津、大沽，１１月入侵白卯口，１２月入侵南京，都是大屠杀的刽子手。 １９４７年５月８日，"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作出决议，对日军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战犯要先行引渡审理。５月２０日，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驻日代表团向驻日盟军总部接洽，请求引渡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即野田岩。 经中国驻日代表交涉，向井敏明、野田毅分别于９月２日、８月２０日在东京被驻日盟军派国际宪兵逮捕归案，交给中国驻日代表团。中国驻日代表团旋即派中国宪兵上尉骆炳钟押解这两名战犯，干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乘和顺轮抵达上海，关入上海战犯拘留所。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６日，国民政府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侦讯，两个战犯矢口抵赖。上海法庭正研究新的审判方案时，接到南京来电，即将这两个郐子手从上海押到南京，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南京军事法庭法官龙钟煜等人立即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侦讯。两人供认同在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任职，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旬侵入南京市郊麒麟门，翌年１月８日左右离开江苏省，参加侵略华北的作战。 这两个刽子手中失去杀人的武士刀，自然就失去了当年挥舞军刀进行大屠杀时的法西斯军威。３５岁的野田岩个子虽小，但却狡诈异常，为逃避罪责，早就想好了狡辩之词，此时抢先为自己开脱罪责说：“日本随军记者浅海和我开玩笑说，'已将你在南京杀了１００多人的消息寄回日本，可以请奖'，我当时就告诉他这个玩笑开不得。"比野田毅大一岁的向井敏明更否认自己的罪行，一口咬定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杀人比赛。 年轻法官龙钟煜感到这个案子很棘手。庭长石美瑜递过一张报纸，龙钟煜接过一看，见是一张日文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这样一幅照片：两个高矮不同的日本军官一人举着一把日本武士刀，狰狞狂笑，标题是《超纪录的百人斩》，照片左侧有几行引人注目的注释：“百人斩竞争之两将校"，津津有味地报道：向井少尉与野田少尉举行杀人的友谊比赛，谁先杀死１００个中国人，谁就算赢得了锦标。在他俩碰头的时候，向井已杀了１０６人，野田已杀了１０５人，两人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相对狂笑。他俩虽都超过了１００人的记录，但无法断定谁是先杀够了１００人的胜利者，两人同意不以百人为标准，而以１５０人为标准。 中国法官龙钟煜再看这张日文报纸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的《东京日日新闻》，照七上挥舞屠刀的两个日本军官正是向井敏明、野田毅，而写此报道的日本记者正是浅海，惊喜地问这张报纸是从哪里搞到的？真不易呀！ 石美瑜庭长说：“是中国驻口军事代表团和参加东京法庭的中国检察官，遍翻日本报纸找到的--怎么样，对审判这两个日本战犯有信心了吗？"龙钟煜脸上显出兴奋的笑容，一个新的侦讯方案迅速形成：“就从浅海着手。……"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南京军事法庭再次侦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人仍异口同声否认有杀人比赛，龙钟煜不慌不忙问道：“你们认识日本随军记者浅海吗？"矮个子野田毅马上回答：“浅海是认识的。"高个子向井敏明也再次招供认识浅海。 龙钟煜将大手一挥：“把战犯带走--认识浅海就好办了！"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４日，南京军事法庭正式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起诉，起诉书称：“七·七事变后，被告等随军来华，民国二十六年１２月５日，于我江苏句荣县入城时，向井杀我国人８９名，野田杀７８名。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南京攻城战，该被告等复作杀１５０人之比赛于紫金山麓，向井杀１０６名，野田毅杀１０５名。胜利后，经东京盟军总司令部逮捕。……“右列事实，业经敌随军特派员浅海光本及浅海铃木等，先后将目睹情况电达东京各报纸连篇登载，万口争传，誉为勇壮，并经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检获之东京日日新闻可资考查核对，该报所登载被告等之相片，亦属相符，证据确凿，自难任其空言狡展，免除刑责。核其所为，实不无构成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一款之罪之重大嫌疑。查该被告等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依法皆为正犯。又其以同意思连续而为同一行为，应从一重处断。"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今南京市中山东路３０７号）对战犯野田毅、向井敏明进行公审。 公开审判那天，励志社大礼堂布置一新，庭长石美瑜偕法官、检察官、书记官端坐审判席上，整个法庭内外座无虚席，人群仍像潮水般涌来，法庭又在庭外安装广播器材，以满足南京人民迫切要求观审日本刽子手的愿望。 在被告席上，向井敏明、野田毅竭力否认有杀人比赛之举。龙钟煜愤怒地出示浅海光本等人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和照片，野田岩两个硬不认帐，龙钟煜又出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英文《日本公告报》的文章，文章指出：“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举行杀人友谊比赛，看谁能在完全占领南京之前，首先杀死１００名中国人。现在他们的比赛要接近尾声。朝日新闻从前线发回的报道说，星期日，他们的比赛成绩如上：向井敏明少尉杀死８９人，野田毅少尉杀死７８人，目前胜负难以分清，比赛还在继续。"石美瑜庭长不给战犯喘息之机，又指示法官龙钟煜出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大美晚报》的文章有力控诉说：“（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午，两个日本军官各执已成缺口之刀，会聚一起。野田说：'我已杀１０５人，你杀了多少？'向井说：'我都已经杀１０６人了。'两人相视哈哈大笑，向井多杀了一个人，但无法确定谁先杀到１００人。两个相约将比赛目标发展到１５０人。从昨日开始，他们已向杀１５０人的目标努力。"龙钟煜谴责两个战犯的杀人比赛受到日本军部的大力宣传，日本各地吹捧杀人精神的信件雪片般飞到中岛部队，许多日本青年受到蛊惑，挥舞起日本武士刀到中国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 公诉人又出示英国记者田伯烈所著《日军暴行事实》，有力地做出结论：综上参互以观，则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系南京大屠案之共犯，实属毫无疑义。 被告向井敏明情知无可讳饬，掠着他那一撮浓密的八字胡子细思活命之计，他突然双眼一亮，硬着头皮竟然说：“《东京日日新闻》系虚伪登载，记者浅海专为我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羡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短个子野田岩暗暗对向井敏明的主意称奇叫绝，赶紧顺着杆子爬了上来：“对，我那时个单身汉，为了回国后好找老婆，所以找记者浅海虚构了这条消息。没想到这虚构的消息竟然传遍日本，传遍世界，今天反倒成了要我们命的证据，真是天大的冤枉，真后悔死了！"公诉人据理驳斥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对于军事新闻之统制检查本极注重，而《东京日日新闻》系日本重要媒体，如果该被告等并无此杀人竞赛之事实，绝无故为虚构以巨大平幅专为该两个被告等宣传之理。况该项新闻之登载，既经本庭引用上开各项确凿证据予以证实，即非通常传闻者可比，自得据为判决之基矗至谓以杀人为竞赛之凶残兽行，可作征婚广告，以博女性欢心，更为现代人类史上所未前闻。其抗辩各节，均属无可采龋"野田岩被驳得哑口无言，又要求调查事实证据。庭长石美瑜当即宣布：“本案被告等声请调查证据，延期审理一节，经法庭评议后，认为无再进行调查证据之必要，当庭裁定驳回。"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南京军事审判法庭庭长石美瑜庄重地宣读对向井敏明、野田岩两个杀人魔王的判决书：“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石美瑜庭长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庄重宣告，将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时，整个法庭沸腾起来，有的鼓掌，有的欢呼，有的受害家属为自己的血海深仇终于伸冤雪耻，激动得失声痛哭：“苍天有眼，杀人魔王，你们也有今天哪！“被告席上，整整１０年前肩膀并着肩膀，军刀挨着军刀的两个杀人魔王，现在又肩并肩低下了头。……与此同时，另一杀害３００个中国人的杀人狂田中军吉也受到严正审判。 战犯田中军吉１９０５年生于日本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任大尉中队长。 日本投降后，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在搜集审判日本战犯的材料时，发现了曾屠杀３００个中国人的杀人狂田中军吉，便于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５日以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南京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希望将此人列为战犯，函请驻日盟军总部迅速将其逮捕，以便引渡来华受审。 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迅速将此问题请示国防部审判战争罪犯军事法庭，５月４日得到批准：“查南京大屠杀案共犯松井石根等１７名，前经本庭列单提请钧会（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核列战犯名单并引渡审理在案。现应将杀人凶犯田中军吉列入战犯名单，并案办理。"经中国外交部与驻日盟军总部联系，田中军吉被美国宪兵缉捕归案，引渡给中国驻日代表团，被用"建国号"飞机于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８日押抵上海战犯管理所收容，旋即转押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５月２９日上午，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李璿对田中军吉进行初次讯问。李璿质问说：“查被告田中军吉作为谷寿夫师团的中队长，共屠杀中国军民３００余人。“４２岁的田中军吉急忙矢口否认：“这不是事实，我没有在南京杀人。"李璿拿出田中军吉挥舞军刀砍中国人脑袋的照片，辛辣地讽刺说：“东京报纸上印着你的照片，说你作战很勇敢埃你否认这张照片吗？"田中军吉把大脑袋摇得拨郎鼓一般，舞动三寸不烂之舌辩解说：“照七上的人似乎很像我本人，不过并不是我。……“中国检察官又出示日本的《皇兵》一书，书中印有田中军吉屠杀中国３００余人的"助广"军刀，其中还有署名田中军吉的文章。在事实面前，他供认"我曾投稿于是《皇兵》一书"，但诡称"我只在战场上杀过人"。 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０日，南京军事法庭决定对田中军吉提起公诉。理由是田中军吉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来华充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中队长，在谷寿夫率领下参与南京大屠杀。他在作战期间，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肆意杀戮中国旗民，并持刀砍杀绑跪不知姓名之中国人一名，查获其斩杀３００人之队长爱刀助广之照片一张为证，因而必须作为战犯予以严惩。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南京军事法庭决定将战犯田中军吉与向井敏明、野田岩合并审判，在南京励志社礼堂开庭公审。 田中军吉在法庭上百般抵赖，只承认在战场上杀过人。检察官出示他挥舞军刀杀人的照片，他看照七上确实是自己，无法抵赖，心头一阵慌乱，暗想这次必死无疑，绝望之中，忽然看到他在照七上只穿着内衣，就抓住这根稻草辩解说：“法官先生，请看照片，我系穿衬衫，显在夏天，而攻占南京却是在冬天，可见该照片仅能证明本人在另一地方斩杀一人，不能以此证明我在南京杀了３００人。“法官龙钟煜当即严词驳斥说：“被告所言纯属狡辩之词，要知道他在挥刀奋力猛斩之际，为便利动作，纵在冬令脱卸外衣，本属常事，而且连续斩杀３００余人，怎能不热？事实俱在，已不容斤斤执此，希图避就，且其参与南京大屠杀之事实，已属众证确凿，有如上述，更奚容借端狡展之余地！"田中军吉被驳得哑口无言，南京军事法庭严肃做出判决：“被告田中军吉系已决犯谷寿夫之直隶部属，在谷寿夫攻陷京城实施屠杀时，曾携'助广'军刀参与，已为该被告所自承认之事实。……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爰各科处极刑，以昭炯戒。"南京军事法庭将判决书和战犯的申辩书一并报送国民政府审批。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６日，国民政会主席批复：“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于战争期间，共同连续屠杀，既据审讯明确，原判依法处死刑，核无不合，应予照准。至被告等请复审理由，核与陆海军审判法第４５条各款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饬知照。执行死刑日期具报备查，判决及申辩书等书卷让发还。中正。（二十七）子寝。印"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７日，南京各大通衢路口都张贴大型布告，南京市民踊跃前往观看：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即野田岩）、田中军吉等（即南京大屠杀共犯），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罪证确凿，业经本庭依法判决，各处死刑，并呈报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转奉国民政府主席蒋本年１月２６日（３７）柱胶字第０００５号子寝代电核准，饬即执行具报等因。遂于本月２８日正午１２时，由检察官将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即野田岩）、田中军吉等３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以昭炯戒。除呈报外，合丞布告周知。此布。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８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成为中国人民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 ２、广州审判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政府在广 州设立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日军第二十 三军司令官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旅团 长期野仪一、日寇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队 长重藤宪文、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野间 助之贤，分别在广州、香港处以死刑，使全国人扬眉吐气，拍手叫好，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 ▲被送上断头台的"华南虎"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被称为"华南之虎"，曾在广州、香港等地作恶多端，审判田中久一就成为广州、香港人民久已盼望的事情。 田中久一是日本兵库县人，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又被选派到美国考察、研究军事，回国后青云直上，到１９３７年已由步兵大佐、步兵联队长升为陆军少将，１９３８年提升为侵台日军参谋长，疯狂地镇压台湾人民的爱国斗争，以屠杀台胞赢得"镇台之宝"的称号。 田中久一野心勃勃，他虽人在台湾，心却早已飞往中国大陆，特别是对华南地区的军事地理更感"兴趣"，时刻注意着日本向华南的侵略动态，暗中搜集华南的军事情报，迫不及待地希望日本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华南，多次要求率军进攻华南，实现他征服华南的梦想。 为切断中国南方物资补给线，摧毁华南抗日根据地，日本大本营１９３８年７月３１日制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纲》，决定配合武汉作战实施广东作战，明确规定：“广东作战的目的，是切断蒋介石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并挫败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为实施广东作战，日本大本营下令编组第２１军，下辖第５、第１８、第１０４师团和第４飞行团等部队，特别决定起用熟知华南情况的侵台日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和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分任第２１军司令官和军参谋长。 田中久一在日本接到任命，当天下午即于设在福冈右翼团体偕行社本部召集各兵团参谋会议，研究广东登陆作战细则。 二十一军司令官当时尚在台湾，田中久一遵照古庄干郎的指示，９月１６日在日本组成该军司令部，用１０天时间赶写出《第二十一军作战计划》，规定广东作战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开始，派主力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经惠州向东江推进；第二期任务为等后续部队抵达后，兵合一处突破东江防线，向广州北方推进，进攻广州；另派一支部队在海军配合下，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 田中久一的作战计划经日本大本营批准后，即命令日军第五、第十八、第１０４师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起航，向澎湖群岛的马公岛集结。他也率领第二十一军司令部从日本门司起航，经旅顺、上海，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日到达马公岛。 １０月４日，田中久一在马公岛下达《波集团登陆计划》，对参战各兵团下达向广东进军命令，他率军司令部于１０月１１日晚到达广东大亚湾。 当时，国民党政府认为日本一时尚不敢进攻广州，没有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因而兵力空虚，防务松懈。 １０月１１日夜，田中久一亲自登上海军战舰在大亚湾观察战场，只见月光皎洁，海面风平浪静，中国守军毫无察觉，便下达了进攻命令。 １０月１２日凌晨，田中久一命３个师团分乘几十艘战舰，在百余架飞机掩护下，发起登陆作战。由于中国军队没有认真抵抗，田中久一部队从大亚湾、稔山、澳头、霞涌等处强行登陆，接着长驱直入，迅速向广州推进。 田中久一命航空兵出动飞机百余架，疯狂地对广州、军田等地和平居民，分１９个批次实施狂轰滥炸。田中久一命令航空兵专炸居民区，炸死中国无辜百姓无数。 田中久一部队的暴行激其中国军民的强烈愤怒，中国军队紧急用粤汉铁路调兵遣将，在增城给日寇狠狠一击，打退了猖狂进犯的日本侵略部队。 田中久一接到部下被击退的报告非常气恼，丧心病狂地命令日本航空兵专门找人口密集的地区投掷炸弹。田中久一这一罪恶的命令一下，日寇官兵专向广州闹市投弹，造成灾难性后果。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攻占广州前数日，田中久一命日寇炸死广州市民一万余人，炸伤十几万人，使得广州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到处大火冲天，断壁颓墙，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在广州军事法庭上，田中久一狡辩说这是两国交战中的"正常伤亡，不足为怪“，激起旁听席上广州市民的强烈愤慨，人们咬牙切齿冲上前来，恨不得要扒田中久一的皮，要吃他的肉！ 中国公诉人控诉田中久一率领日本侵略军攻到广州城下滥施淫威。他见中国部队不投降，就命参谋田中和一郎中佐带领第十八师团独立轻型装甲车队第十一、第五十一中队，从镇龙圩出发，作为步兵前导向广州攻击。中国部队发起反击，未能击退日军进攻，被迫撤离广州。１０月２２日，田中久一挥军攻陷广州，纵使部下在南国广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又犯下滔天大罪。 接着，田中久一决定提前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命令第五师团在第五舰队的配合下，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田中久一命第五师掉头溯江而上，攻击虎门对面的大角岛，中国守军３００人奋勇抗敌。田中久一恼羞成怒，命日本海军用舰炮猛轰，进攻一昼夜攻下大角炮台；又出动１１０架飞机返回头对虎门狂轰滥炸，开动军舰火炮轰击炮台，然后派步兵冲击，终于占领虎门要塞。田中久一纵兵在广州、佛山、三水等地滥杀无辜，大耍威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田中久一踏着广州市民的鲜血进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几天后转移到广州市东郊的执信学校，指挥日军对广州实施血腥统治。 因田中久一进攻广州和屠杀广州人民有"功"，１９４０年８月被授予中将军衔。１２月１７日，田中久一命令二十一军主力围攻海南美合抗日根据地，遭到海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沉重打击。田中久一恼羞成怒，就凶残地拿屠杀海南无辜民众出气，连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几个月的婴儿也不放过。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田中久一的部队占领了琼崖抗日公学，发现那里有１００多名伤员和华侨，日寇丧心病狂，把１００多名伤员和华侨全部杀死，其罪行令人发指！ 田中久一命日寇对华南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大肆烧杀，疯狂地蹂躏根据地百姓，仅琼山县长泰村这个只有２２０口人的山村，就有９５人被杀害，３３户中有１３户被日寇杀绝。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田中久一命令所属部队袭击英国在中国大陆的属地，经５天激战占领该属地后，又向香港发动进攻，经１８天战斗占领香港。 日寇冲进香港圣斯蒂芬学院，发现校舍内住着英军伤病员９０多人。这些伤员大都断腿缺臂，失血过多，卧床不起。 日寇把英军伤病员从病床上拖下来，剥光衣服逼到墙根，用铁钉从手掌或残肢上钉进去，顿时鲜血涌流，再用刺刀捅死６０多人。女医生、女护士吓得尖声大叫，日本侵略者这才发现这些英国女子，顿时兽性大发，冲上去进行强奸，不服者全都杀死。审判法庭上，英国被害人家属愤怒控诉田中久一纵部行凶的罪行，要求严惩杀人元凶。 中国公诉人又指控田中久一在１９４２年１月，命该国第二十一师团到惠州一带疯狂"扫荡"，在惠州城内集体射杀、刺死、活埋无辜群众５０００余人。春节前后，田中久一又率领部队对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的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攻占顺德县西海村后，将冯梁氏等６名老太太推入一所草房活活烧死，又放火把西海１００多间房屋化为灰烬。 为实施华南作战，日本组建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改任军参谋长，１９４４年３月升任军司令官，随即策应衡阳作战，从广东发动攻势，烧杀抢掠攻占梧州。 为摧毁中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补给线，打通日寇由北而南的中国交通大动脉，田中久一率该军主力投入湘桂作战，集中全力猛攻零陵机场，用炮火猛烈轰击冷水滩阵地。中国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亲临前线指挥，以身殉国。田中久一部队攻陷零陵，展开血腥屠杀。 田中久一率领该军主力８０００余人向桂柳地区推进，先后攻占四会、高要、梧州等地，又命驻雷州半岛日军由遂溪北上，分兵合击龙虎关，扑向桂平。中国一个营的守军与日寇展开血战，双方死伤累累，分不清是何方的尸体。田中久一闻报大怒，严令日军拿下桂平，把中国守卫桂平的一个营勇士全部杀害。 田中久一得意忘形，又挥军攻占南宁，与从越南北攻的日军在绥渌会师，打通了中越交通线。为奖赏部属，田中久一命部下随意烧杀抢掠，作恶多端。 在这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田中久一作为日寇华南侵略军最高指挥官率领部队，击溃豫湘桂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华南要地。为把华南建成对抗中国抗日力量和南下侵略东南亚的基地，田中久一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８日向侵华日寇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直接指挥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要求；１０月２４日又提出由他兼任香港总督。 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日本大本营决定撤销香港总督部，改为香港防卫司令部，隶属日寇第二十三军建制，并任命田中久一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 为消灭华南地区的抗日力量，田中久一命令驻佛山的日寇独立步兵第十三旅团对广东宝安阳台山实施五路围攻，采取日寇"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侵略战术，变化运用"远道奔袭"、"拉锯清剿"、"铁壁合围"等方式，野蛮地推行"三光"政策。在攻占安阳台山时，田中久一令日寇官兵进行大屠杀，大平村庄被烧毁，躲在村里的百姓被搜出来后全遭杀害，使华南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在广州军事法庭上，美军将领义愤填膺走上证人席，控诉田中久一屠杀美军俘虏的罪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奉命轰炸香港的日军阵地，美国空军"飞虎英雄”荷克少校屡立战功，在一次空战中，荷克少校驾驶的飞机被击中，荷克少校被迫跳伞，中国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将荷克少校保护起来。田中久一闻讯大怒，命令日寇派出重兵到跳伞的附近村庄搜索，终于搜出荷克上校。田中久一命令日寇对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村庄进行血洗，又对荷克少校施加虐待，最后处以极刑。美军将领怒火满腔，强烈要求对公然违犯海牙和日内瓦公约关于给俘虏以人道待遇和保护的规定，要求广州军事法庭严惩田中久一，为英雄的美国飞行员荷克报仇。 日本法西斯灭亡之前的１９４５年１月，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命令日寇华南侵略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大将加强中国东南沿海兵力，将中国大陆作为防卫日本本土的屏障。 那时候，中国各个战场逐步转入反攻，粤汉铁路南段更连续遭到我抗日军民破坏，南进日军得不到及进补给，田中久一奉日本大本营之命进行粤汉铁路南段作战。 中国公诉人控诉田中久一丧心病狂地推行屠杀政策。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１日，他气势汹汹下令，命驻广西恭城、富川和驻湖南道县的日军迅速向粤北前进作战；令驻广东粤汉铁路沿线的日寇全线出击。 对田中久一部队的猖狂进犯，中国部队奋起抗敌，在莲花山击毙日寇７００多人。田中久一恼羞成怒，督促日寇拚死反扑，将抓到的中国人全部杀害。１月２５日，田中久一命日寇大举进攻韶关，在杨村西郊的芙蓉山麓与中国部队打了一场遭遇战，中国部队越战越勇，歼灭日寇一部。 田中久一闻报大怒，急忙派１０００余人前去增援，田中久一调日寇炮火猛烈轰击，又驱赶日寇发起进攻，中国部队奋勇反击，全部牺牲在战场上。 田中久一见中国部队顽强作战，使他的侵略军付出惨重代价，他气急败坏地下令进行大屠杀，命令日寇官兵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妇女就侮辱强奸。他所属部队第一○四师抓到几十名中国士兵，田中久一凶相毕露，命令第一○四师团长将中国士兵集中扣押，一个个扒光衣服，七手八脚捆在大树上，命令日军士兵用刺刀一块一块地割中国士兵的肉，直至肢体分离，白骨显露，中国士兵咬牙切齿，骂不绝口，直至从容就义。田中久一因侵略中国、屠杀百姓有"功"，获金鵄三级勋章一枚。 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田中久一作为日本侵华华南部队司令官，竟认为裕仁天皇的广播词是伪造的，胡说，起码是裕仁天皇受人威逼才搞出投降讲话录音。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召集的会议上，声嘶力竭叫嚷：“我坚决拥护冈村总司令官的主张，坚决打下去！"只是得到可靠情报，中国军队"确实已经拟定好了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最迟在一个月内也要发动"，才不得不同意投降。 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政府指定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在广州受降，田中久一到广州向张发奎呈交华南日军驻地表册，率领华南１０万多日军向中国投降；接着，田中久一又马不停蹄赶往汕头，代表华东日军向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将军呈递华东日军驻地表册，并签署降书。 田中久一在汕头参加完日军投降仪式，即被中国当局以战犯嫌疑扣留监禁，准备作为侵华战犯进行审判。 这时，饱受田中久一残害、压榨的广州人民在日寇投降的情况下，怀着深仇大恨向中国当局控告田中久一惨无人道，纵兵杀人，张发奎将军立即决定将田中久一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治罪。 田中久一情知他在中国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必死无疑，忽然得到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到广州视察的消息，忙运用各种关系与何应钦拉关系。何应钦遵照蒋介石拉拢日本战犯反共的指示，在广州行辕召见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进入何应钦行辕后，何应钦起立热情地与田中久一握手寒暄，张发奎认为田中久一是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他紧板面孔端坐不动，不理睬田中久一。等何应钦走后，仍将田中久一扣押，交广州军事法庭审判。 １９４６年５月，国民党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对田中久一正式开庭审判。 田中久一在法庭上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行，说自己的罪行没有谷寿夫、酒井隆显著，而且又是投降将领，辩称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辖的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派遣军司令官中，根本博、横山勇都是中将，他是大将，根本博等人在华北平受优待，他也不应该认真办罪，应宽大处理。 中国公诉人控诉田中久一作为日本侵华高级将领，肆意纵兵轰炸中国城市，屠杀无辜百姓，虐杀英美俘虏，强奸中英妇女，已构成发动战争和违反人道罪，因而被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１９４６年８月，美国军事法庭也指控田中久一在香港虐杀美国空军少校荷克，在香港圣斯蒂芬学院捅死英国伤病员６０余人，强奸女医生和女护士，要求将其判以绞刑。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７日，广州行辕军事法庭考虑到美军法庭对田中久一的绞刑判决要求，经长时间调查，维护判处死刑的原判，把田中久一验明正身，五花大绑，背插"战犯田中久一"的木牌，推上囚车，在广州市大街上游行示众。 处决田中久一之日，整个广州市轰动了，当年遭受田中久一和日本侵略军压榨、奴役之苦的广州人民纷纷走上街头，观看昔日"华南之虎"的可耻下场，饱受当年"香港总督"田中久一奴役的香港人士也纷纷前来广州观看。 田中久一被押到广州流水桥刑场，刑场四周挤满了广州和香港市民，一起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声。这个当年纵横华南８年、杀人无数的日本侵略军头子，顿时吓得完全失去了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威风，瘫软在汽车上。 中国法警看田中久一这副软骨头狼狈相，顿时升其中国人的崇高自豪感，怀着深仇大恨把田中久一拖下汽车，抓小鸡一般拖到行刑地点，喝令田中久一跪下，扣动板机一枪击中战犯的后脑，结果了他罪恶的一生。 ▲被问斩的--平野仪一！ 平野仪一是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５个日本战犯之一。 平野仪一１８９０年生于日本静冈县，１９１４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１９４０年３月任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六十三大队大队长，他一上任就率领平野大队投入宜昌战役。 为了将据守汉水右岸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压缩在宜昌一带予以歼灭，完成宜昌战役第一起作战任务，平野仪一奉命率领该大队４月１７日从九江出发，追歼庐山地区的中国军队。 平野仪一给他的部属打气说，宜昌战役之目的是击溃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促使国民党军队衰败，有助于日本对华政略和战略取得显著效果。 平野仪一率领他的大队耀武扬威开进中国风景区庐山，沿途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遭到中国守军突然阻击，平野多次组织部队猛烈冲击，都被中国守军打退，死伤惨重。平野仪一惊惶失措，急忙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顶头上司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长藤堂高英发报求救。冈村宁次、藤堂高英忙派三个大队日军赶来增援，才协助平野仪一攻下庐山。平野仪一兽性大发，指挥日军在庐山烧杀抢掠，疯狂破坏庐山胜景，罪行令人发指。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３日，平野仪一又气势汹汹投入宜昌战役第二期作战，妄图消灭宜昌以东的中国部队。平野仪一首先揭开第二期作战的序幕，又实施"超越既定作战地区作战"，以凶残的屠杀开路夺取中国大平国土。 冈村宁次和藤堂高英见平野仪一法西斯精神十足，便下令以平野的第六十三大队为骨干组成平野大队，与第十一军主力在宜城东北地区包围张自忠将军率领的三十三集团军部队。张自忠率领部队跳出日寇重围，对平野支队等日寇进行反包围。张自忠率领中国军队奋勇追击，日寇急不择路，夺路而逃，死伤惨重。 平野仪一狡猾异常，他看准时机率平野大队跳出重围，带日寇第十一军主力逃到宜城东北１０公里的沟园、南瓜店一带。 张自忠将军得到这一情报，虽然手下主力部队均已派出作战，手头只有３个团，仍决定亲自率领两个团从宜城渡过汉水，向平野仪一所在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日寇猝不及防，遭受沉重打击。 平野仪一感到面临灭顶之灾，后来看到中国部队势力单薄，便又重新整顿部队，动用２０多门火炮实施反击，张自忠只有３０００余人，武器装备又差，在阵地战中伤亡增加。 平野仪一急忙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第十四旅团长藤堂高英求援，冈村宁次即派日军航空兵前来助战。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其野部队展开决战，张自忠先是左肩受伤，又一批密集枪弹射中胸部，加之日寇航空兵疯狂轰炸，致使张自忠将军死于平野仪一的进攻之下，光荣为国捐躯，成为八年抗战第一位殉国的总司令，平野仪一因"战功"晋升为步兵大佐。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８日，侵华日寇第十一军发起第二次长沙战役，该军司令官横山勇特别赏识平野仪一，特意以平野大队为骨干组成平野支队。支队长按惯例由旅团长级军官担任，横山勇破格任命大队长级的平野仪一为战斗支队长。 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８日，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薛岳以１５个师的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十三师团和平野支队拚死抵抗，平野支队死伤惨重，平野命令后勤和伤病员也投入战斗，又紧急呼叫援兵。 １０月１０日，薛岳命中国部队发起总攻击，日寇陷入绝境，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和平野仪一命令日军官兵烧掉军品和秘密文件，用密码写好绝命书，准备自杀。日寇第三十九师团１０月１１日赶到战场，同中国部队展开激战，才救出平野支队。 平野仪一获救后凶焰万丈，立即率领平野支队疯狂屠杀中国抗日军民。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平野仪一指挥日寇和其他部队共屠中国军民５．４万多人，并将被迫投降的中国官兵全部杀死，犯下滔天大罪。 第二次长沙战役结束后，平野仪一率领残兵败将撤回九江归建，在旅团长藤野高英指挥下进行"清乡"作战，推行"三光政策"，杀死中国抗日军民无数。 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８日，美国Ｂ２５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轰炸东京、名古屋、大阪，返回途中降落在中国浙赣地区机常美国飞机首次空炸日本本土使日本大本营十分恐惧，为摧毁分布在浙江各地的国际机场，命令侵华日军发起浙赣战役。 平野支队奉命从九江出发，配合１０万日军出动，担任江西方面的水路作战。平野仪一率军配合日本海军第一遣华舰队，在鄱阳湖北水路口东岸奇袭登陆，相继攻占都昌、黄矶街、梅溪嘴，又沿锦江逆流而上。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顽强狙击，死伤惨重。平野仪一兽性大发，每攻占一个地方，他都命令部属疯狂烧杀奸淫，又像强盗一样公开抢劫，他亲自监督把抢劫来的军用物资装船运回日本。为此，受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横山勇的通令表彰。 在浙赣战役三个月中，日寇杀害中国军民２５万余人，其中在江西被害的几万人，全部死于平野支队的屠刀之下。广州法庭上，受害人愤怒控诉平野仪一的滔天罪行，认为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１９４３年３月，平野被调往中国东北，任第九师团第十八旅团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长，率领部下镇压东北抗日民主联军；１９４５年２月升任第二十三军军附，协助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镇压华南抗日力量；同年４月升任第一二九师团第九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更卖力地进攻抗日部队。 日本投降后，平野仪一作为日本战犯被收押在案。在法庭上，平野蛮横无理，拒不认罪，广州军事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平野疯狂屠杀中国平民的大量证据，他才不得不低头认罪。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２日，广州军事法庭判处平野死刑，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处决，为残害的广大中国人民报了血海深仇。 ▲被押赴刑场的重藤宪文 原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重藤宪文是广州军事法庭处决的５个日本战犯之一。 重藤宪文为日本福冈县人，１９１６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后，就开始了罪恶的侵华宪兵生涯。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重藤宪文作为宪兵加入关东军，对东北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疯狂地围剿、屠杀，所到之处，烧毁村庄，杀害无辜百姓，抢劫粮食和牲畜，造成了许多荒芜人烟的无人区。 重藤宪文的凶残屠杀获得日本军方的赏识，调他参加进攻上海和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他杀人如麻，罪恶滔天。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重藤宪文来到日寇攻陷后的武汉，被提升为武汉宪兵队中佐分队长，直属于日寇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武汉旧法租界的利冰厂办公楼设立宪兵队本部，对武汉进行血腥控制。 公诉人控诉重藤残无人道地滥捕滥杀无辜市民。重藤为搜捕中国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士，经常率领所属宪兵，在武汉走大街串小巷，采用定期查户口、突击搜查旅馆行栈的方法，肆意捕杀中国军民，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重藤在武汉大街上听见一个小孩哼了几句《义勇军进行曲》，就命宪兵抓来，用水管子向小孩嘴里灌凉水，把肚子灌鼓，然后把小孩的父母抓来逼着脚踩；小孩父母不踩，重藤宪文就命日本宪兵用鞭子狠狠抽打小孩父母，又令日本宪兵抬起穿着皮鞋的脚，朝小孩的肚子野兽般踩去。只听一声惨叫，血水迸溅，因小孩唱了几句抗日歌曲就要了他幼小的生命。 重藤宪文把他管理的汉口宪兵所在地大孚银行，搞成了一个阴森的阎王殿，中国人被抓到这里犹如进了鬼门关。他指挥日本宪兵采取最惨无人道的手段对待无辜百姓，用挖眼、剥皮、开膛、刀劈、电击、镪水浸、一刀刀割肉等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折磨、屠杀中国百姓。１９３８年冬，他从汉口伟英里抓走七八人，内有一个２２岁的孕妇，全都被抓到这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里拷打致死，拉到礄口掩埋。 武汉市民控告重藤宪文把礄口建成恐怖的杀人常重藤宪文常以搜查抗日分子为名，带领部属开动警车在汉口横冲直撞，在人多的闹市区抓上人装上汽车，拉回宪兵队严刑拷打，然后在夜半更深时拉到礄口，砍头或集体活埋，据李重汉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根据目睹材料写成的《铁蹄蹂躏下的武汉》一文记载，仅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９年１１月的一年间，重藤宪文宪兵队在礄口刑场就残杀中国无辜百姓２万多人。 重藤宪文还在离汉口市区２０多华里的坦教湖的偏僻地方设立了一个秘密刑常坦教湖附近农民在广州法庭出庭作证，说重藤宪文总是命令汉口宪兵队宪兵把要杀的人，用汽车拉到这里，强其他们挖沟"自凿坟墓"，再关押起来严刑拷打，最后用白布蒙上眼睛，捆绑着拉到深沟旁边，由重藤宪文挥起日本武士刀照头砍上一刀，一脚踢倒在沟里，其他宪兵一拥而上，挥舞军刀竞相屠杀，把中国百姓不分死活都推到沟里，铲土掩埋。当地农民在法庭上揭露重藤宪文每月至少在坦教湖刑场杀两三批人，每批三五十人不等。重藤宪文残忍的屠杀行径激欺人们的强烈愤恨，强烈要求严惩这个杀人魔鬼。 重藤宪文靠屠杀中国人被晋升为宪兵大佐，提升为华中派遣军宪兵队队附。他一上任，就接到一起日军电线被割案件，重藤宪文立即下令把汉口经营旧电线的摊贩全部抓来，严刑逼供，致使几人被拷打致死，却一无所获。不久，又发生日军第二次电线被割事件，重藤胡说武汉中山公园一带有抗日分子，就命令宪兵把附近居民２０００人赶到一个竹篱笆院内，要作案者自首，见无人承认，重藤恼羞成怒，就把这２０００人赶在空场晒太阳，两天不给吃喝，致使许多人晕死过去。 １９４２年５月，重藤宪文被提升为日寇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协助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疯狂镇压抗日力量。他运用多年屠杀中国人民的经验，制订出广州为中心四处撒网的恐怖计划，派出宪兵队到汕头、惠州、佛山、香港、九龙等地活动，对中国居民进行严密的法西斯统治，找个借口就随便抓人，血腥镇压。 重藤宪文在广州发现香港《亚洲内幕》（文摘社）杂志上登有号召亚洲各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文章，就赶到香港，伙同日军香港宪兵队队长野间助之贤，出动宪兵在香港九龙四处搜查，在九龙发现了《亚洲内幕》编辑蒋学楷，便指使香港宪兵将其残酷枪杀。 １９４３年冬天，重藤宪文派往日军中的宪兵发现侵华日军内部有异常动向，立即派宪兵四处侦察，很快发现台湾爱国人士丘念台、钟浩东、李南锋、徐森元、邓慧等人受不了日寇的法西斯统治，秘密串连爱国台胞，建立抗日台胞组织，准备策动在广州的２万名台胞和侵华日军中的２０００多名台籍军人起义，建立抗日队伍。重藤宪文侦破此案，立即出动警车，大肆逮捕丘念台等爱国台胞，进行疯狂的大屠杀，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１９４４年冬天，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命所部官兵驾机轰炸香港的日军阵地，美国空军英雄荷克少校的飞机被日军击伤，荷克少校被迫跳伞，降落在广州与香港交界处附近地区。重藤宪文联合香港的日本宪兵队长野间助之贤派宪兵和日本兵四处搜索，最后从老百姓家里搜出荷克，将其施加酷刑后杀害。对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村庄放火血洗，重藤宪文率日本宪兵杀人无数。 １９４５年初，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在打通粤汉铁路作战中，受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死伤惨重，重藤宪文受田中久一之命疯狂报复，把俘虏的中国官兵捆在大树上，用刺刀一刀一刀割死，惨不忍睹。 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寇宪兵头子作为战犯被收审，美国军事法庭根据他残杀美国飞行员的罪行，要求判处他死刑；１９４７年８月９日，中国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重藤宪文死刑，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处决。有许多香港同胞和美军代表与广州人民一起观看处决日本宪兵头子，无不拍手称快。 ▲昔日杀人狂，今日刀下鬼的--近藤新八！ 原侵华日军第一三○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是在广州流水桥刑场被枪毙的５个日本重要战犯之一。 近藤新八１８９３年生于日本香川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开始了罪恶的侵华生涯。 １９３８年７月，近藤新八被晋升为步兵大佐，把他派往中国东北，任新京（长春）宪兵队队长。 新京宪兵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过程中建立的第一批宪兵机构，辖有附属地（长春分队）、吉林、洮南、通辽、公主岭５个分队及城内、宽城子、敦化、西安、南岭、磐石等分遣队和分驻所，有宪兵３００多人。 近藤新八一上任，就派出宪兵四处搜集以杨靖宇为首的抗联部队的活动情报，提供给关东军，引导关东军对抗日武装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使抗联遭到重大损失。杨靖宇壮烈牺牲，无数抗日军民被惨杀，东北抗联的活动被迫进入低潮，抗联主力转移到中苏边境地带坚持游击活动。 近藤新八被赋予极大权力，他可上管军下管民，为审查有"危险思想"的人员，他不仅可以拘捕比自己军阶高三级的关东军军官，而且可以以紧急处罚为名行使处决权。近藤充分运用这些特权，在充当新京宪兵队长的４年期间，出动宪兵大肆搜捕所谓"政治犯"、"思想犯"、"嫌疑犯"，以各种借口逮捕中国军民，关入长春监狱严刑拷打，许多人被折磨而死。 为弥补日本侵略战争力量的不足，近藤新八同日本驻华北军队和宪兵队达成协议，每年从关内以"军事讨伐"、"治安肃正"为名，抓捕大量农民，用闷灌车拉到东北，抢修军事工程，有部分华工被运到日本，葬身异国他乡。 １９４２年２月，近藤新八勾结关东军司令部炮制出《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每年由需要劳工的部门提出申请，由近藤新八指挥宪兵向下"摊派"指标。近藤还在长春等地以"行迹可疑"为名，将老百姓当作"俘虏"抓来当苦力使用，完成军事工程后被全部杀死。 近藤新八在新京成立了“矫正辅导院"，命令日本宪兵"抓游民"，仅１９４２年初一次就抓捕３５００多人，动用各种刑具拷打"抗日分子"，用枪逼其中国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他任新京宪兵队长４年间，几万中国军民被他命令日本宪兵残害致死。 １９４２年３月，近藤新八被提升为第三十七师团参谋长，他率军来到华北，进行强化治安作战。１９４３年５月，近藤新八指挥该师部队对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辽县、武乡、涉县一带发动大规模毁灭性"扫荡"。近藤新八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却扑了个空，他恼羞成怒，就在太行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抉剔清剿"，疯狂地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到处逼迫老百姓挖掘藏在地下的粮食和秘密文件，凶恶地推行"三光政策，却被太行根据地军民开展麻雀战、地雷战、伏击战，遭受沉重打击。近藤新八部队被地雷阵炸得死伤累累，胆战心惊，只得被迫撤兵。撤退途中，近藤新八又丧心病狂地屠杀太行根据地无辜百姓。 这时，台湾同胞不堪忍受日寇的法西斯统治，到处掀起抗日浪潮，日本军方便把有在东北和华北"扫荡"根据地经验的近藤新八晋升为陆军少将，提升为日寇侵台军参谋长。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近藤杀气腾腾到台湾上任，为把台湾建成日本侵略中国大陆和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滩头阵地，他运用在东北和华北的"扫荡"经验，血腥镇压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欠下台胞笔笔血债。 １９４４年７月，近藤新八被提升为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旅团长，从台湾来到广东，担负潮汕地区的"扫荡"任务。近藤一上任就率军进犯清远、连江口，受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日寇被歼灭５００余人，近藤气急败坏，就纵兵血洗潮汕地区广大农村。 同年９月，近藤奉命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湘桂作战，受到揭阳、普宁等武工队的迎头痛击，近藤疯狂地率领日寇对顺德展开"扫荡"作战，被武工队用游击战术拖得死去活来，近藤打不到武工队，就指挥部属拿老百姓出气，烧毁房屋１００多间，把顺德西海村冯梁氏等６个老太太推进一间着火的房间内活活烧死。 近藤新八又指挥侵略军进犯惠州，受到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迎头痛击，近藤新八兽性大发，刺死、活埋当地百姓５０００余人，真是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近藤新八不甘心失败，协同日寇其他部队对宝安、台山实施五路围攻，采用他在华北进行治安战时运用的"远道奔袭"、"拉锯清剿”“铁壁合围"等战术，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广东犯下屠杀罪行。 １９４４年底，近藤新八率军到潮州西南２５公里的揭阳地区反复"扫荡"，被当地游击队声东击西，打得狼狈不堪，近藤新八狗急跳墙，兽性大发，下令进攻前，把老百姓拉来用刺刀割开胸膛，挖出心煮熟分给部属吃，再挥刀驱赶日寇士兵冲锋。其滔天罪行，令人发指。 １９４５年４月，近藤新八晋升为中将军衔，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日寇华南侵略军第一三○师团师团长。他一上任就投入打通广东南路干线的"膺惩之战"。 近藤新八率领六路日军，气势汹汹杀向粤中的台山、开平、新会、阳春等地，一路大炮开路，空中有日本飞机掩护，烧杀抢掠。中国第七战区第七纵队为粉碎近藤师团的"扫荡"，避其锋芒，化整为零，诱敌深入，近藤师团得意忘形，占领粤中大部城乡，成为抗战以来粤中地区人民受害最深的一次。 近藤新八自以为是，率领侵略军烧杀抢掠，中国军队在运动中伏击、截击敌人，日军受到沉重打击；近藤命令所属骑兵突袭苍城，却中中国军队之计，在楼岗、塔山一带再次受到重创。 近藤新八整顿侵略军队，兵分三路突袭楼岗，在飞机掩护下像野兽一般企图一口吞掉中国军队，受到里讴乡抗日民众武装首领周福率领的周家军的迎头反击，近藤师团损失惨重，日本飞机亦被击落一架。周福为避免过大伤亡，将周家军主力后撤，化整为零，巧妙地与近藤师团周旋。 近藤师团找不到周家军，就挥军血洗南楼，当地司徒族７名乡卫团丁依托有利地形奋勇还击，以７支土造七九式步枪迎击近藤师团，歼灭大量日寇，坚守三昼夜，阵地岿然不动。 近藤新八兽性大发，下令用大炮猛烈轰击，气壮士巧妙躲避不伤毫毛，近藤暴跳如雷，公然下令施放毒品弹。气壮士虽中毒昏厥，仍把枪支砸烂，与日寇搏斗英勇牺牲。 近藤师团以法西斯灭绝人性手段攻占南楼后，将气壮士尸体肢解出气，又杀害了中共地下党员方继翁。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军队第六十四军军长张驰奉命在广东大良县受降，近藤新八率领该师团一万两千人集中受检时，他拒不认罪，突然站起来煽动部属不要投降，张军长当机立断，以武力迫使近藤师团投降。 国民党广州行辕军事法庭依法对近藤新八开庭审判，近藤新八态度蛮横，拒不认罪，广州军事法庭以充足的理由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４日判处他死刑，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执行枪决。 ▲镇压--野间助之贤！ 野间助之贤是被中国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５个日本战犯之一，在香港枪毙正法。 野间助之贤１８９６年生于日本东京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进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深造，然后从事日本侵略有理的法西斯宣传，１９４２年２月晋升宪兵中佐，提升为香港宪兵队队长，开始了罪恶的宪兵生涯。 野间助之贤接受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和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重藤宪文的指使，在香港推行宪兵恐怖统治。 野间助之贤首先在香港扼杀抗日言论，他发现《亚洲内幕》杂志上载有号召亚洲各国人民起来抗日的文章，就勾结重藤宪文拘捕抗日志士。野间派出宪兵对《亚洲内幕》人员严加侦察，发现有很多文章是爱国人士、《亚洲内幕》编辑蒋学楷所写，就派香港宪兵对蒋学楷立案侦察。 野间派出的宪兵在九龙避风塘发现了蒋学楷，只见他坐船而来，日本宪兵就在蒋学楷后面跟踪监视，请示野间助之贤后，日本宪兵在蒋学楷登舟而去时，将其开枪打死。 野间助之贤借处死蒋学楷一事，在香港到处张贴布告，声称凡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到香港宪兵队登记，否则将予以拘捕；凡南洋来香港的华侨只要在香港宪兵队登记注册，即予以优待和特别保护，否则一切损失自己负责。 野间助之贤派日本宪兵在香港各处穿便衣监视各界人士，见有可疑者就抓回宪兵队，砍去手指、割掉耳朵、切下舌头、挖下眼睛，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见到稍有姿色的女子就抓回来绑在柱子或床上，野蛮强奸。 野间助之贤又嫌杀害普通人威慑力量小，就把矛头对准著名爱国人士。日本宪兵发现中国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庚白偕夫人将由九龙过海出港，立即向野间助之贤报告，野间马上下令对林庚白夫妇下毒手。 林庚白夫妇行至天文台道时，被野间派出的宪兵追上，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林庚白，其夫人惊叫呼救时，也被日本宪兵击碎右臂骨，鲜血直流，惨不忍睹。据可靠材料，被野间助之贤的日本宪兵杀害的香港民众至少有几万人。 美国军事法庭也向广州军事法庭提出控诉书，控告野间助之贤获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虎英雄"荷克少校轰炸香港日军阵地因飞机被击中而跳伞的消息，当即命令日本宪兵前往出事地点搜索，将营救美国"飞虎英雄"的村民全部杀害，又亲自对荷克非刑拷打，残忍地杀害。 日本投降后，野间助之贤作为日本战犯被中国收审，中美军事法庭联合实施周密调查，取得可靠证据，广州军事法庭决定判处野间助之贤死刑。 应香港广大受害同胞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将野间助之贤押解到他作恶多端的香港正法。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７日，野间助之贤在香港刑场被处决，有无数香港民众前来观看这个杀人魔王的可耻下常３、上海审判—-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０日成立，直到１９４９年３月才告结束，历时３年之久，是中国历时最久的一次战犯审判，这与蒋介石有意包庇战犯，搞假审判真演戏有直接关系。 上海审判，判处原侵华日军第五十五军参谋长镝木正隆死刑；判处原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长樱庭子郎、第四十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原日寇侵台司令官兼总督安藤利吉，在上海日本战犯监狱畏罪自杀；原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上海日本战犯监狱患脑溢血死亡。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严惩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竟被法庭宣判负责“遣俘有功"，"无罪释放"。 审判期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李宗仁等国民党政府最高级头目，暗中与日本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密谋勾结，公开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行，上演了宣判罪大恶极的侵华日军总司令无罪的丑剧，留下千古骂名，遗臭万年。 １、是谁放走了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１８８４年生于日本东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侵华活动，曾任陆军参谋本部"支那"班班员、中国课课长、日本驻华使馆武官。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１９２８年，以步兵第六联队长的身分参加侵略青岛和济南的战争，参与制造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１９３２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略上海的战争。１９３３年，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侵略冀东和长城以北我国领土的《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又协同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侵略华北的《何梅协定》。其后，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第二师团长、第十军司令官、华北日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最后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作恶多端，罪行累累。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一起列为甲级战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军事法庭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审判日本战犯，到１９４８年已基本审判完毕，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久一等已被判处死刑，正法枪决，但冈村宁次这个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却不见踪影。 ２、讨好蒋介石的冈村宁次 原来，冈村宁次明知自己罪孽深重，难逃惩罚，自忖不仅被列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就用专机把家属送回日本，准备一人承担制裁。 但是，他又料定在国共冲突中有保全性命的机会，就决心"卖力反共，戴罪立功"。他把百万侵华日军的优良武器装备交给国民党政府，把他多年在中国对付共产党的四、五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给蒋介石，还向何应钦献反共之计说：“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３０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何应钦对此极为欣赏，马上报告蒋介石请求批准。蒋介石虽害怕失去民心，不敢妄行，但却把冈村宁次视为自己人，确定将战犯范围限制在最小限度，甚至一个人即可，他明确地发布指示：“逮捕汉奸消息及逮捕条例，概勿发表，必须由本委员会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笠）副局长负责主持，以归统一，而免分裂。"蒋介石专门交代，对冈村宁次要格外优待。因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迟迟不下达解除冈村宁次武装的命令，因而设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楼的侵华派遣军司令部依然戒备森严，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枪，日军官兵仍欺压百姓，奸淫妇女，胡作非为。经南京警备司令邱维达多次交涉，才命令冈村宁次缴出武器装备。 蒋介石、何应钦为勾结冈村宁次反共，不顾国际国内要求审判冈村宁次的强烈呼声，宣布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委其以协助投降、维持治安和帮助遣返日俘日侨的重任，后来又让其改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暗中兼有国民党军事顾问的职责。在生活上特殊优待，甚至让他以外交官身分随便活动。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蒋介石、何应钦指示南京和国民党各地报纸，不登这一消息。在制定确认战犯条件文件时，只注重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指挥的南京大屠杀，酒井隆在广东以及日寇在长沙、徐州会战中的暴行，因冈村宁次与这些暴行无直接联系，而为其开脱罪责。 国民党战犯处理委员会负责人，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受蒋介石、何应钦之命，对记者提问答曰：“冈村宁次本是日本战犯，但自日本投降以来，在维持南京治安、协助我政府接受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绩显著。目下正在任联络班长，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现正在研究中。"３、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的倒行逆施，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得不于１０月２６日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１１月２３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到东京出庭作证。而国民党政府却以冈村宁次健康有问题予以拒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识破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审理。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作为战争嫌疑犯拘留审查，由何应钦特派两个高级军官陪冈村宁次从南京转移到上海，诡称把冈村宁次关在上海战犯监狱候审，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 冈村宁次住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的宅邸，住所十分秘密。 国防部长白崇禧特别训令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冈村宁次进行监护。汤恩伯派出大批便衣为冈村宁次日夜担任警戒，不时提供中国对冈村宁次的内部情报，还专门聘请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冈村宁次治疗肺结核。真是细心照顾，关怀备至。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７日，白崇禧特派国防部高级军官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达蒋介石、何应钦的口信称：“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这时候，各国对冈村宁次的下落传说纷纾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便派他手下参谋小笠原向国防部二厅少将曹士澄打探消息，曹士澄第二天就带来了可靠消息：“对冈村的审理，争取于９月以后进行。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但归国时机，以在和约签定后为宜。"１９４８年７月，国民党政府签于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南京、上海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一再催促尽快审判冈村宁次，国防部长何应钦重新上任后，便于７月１日向石美瑜发出训令称：“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犯嫌疑部分，应立即开始审理；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４、假审判真演戏，幕幕狼狈不堪７月７日，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冈村宁次送去法庭传票，令他７月１２日上午１０时到法庭受审。这又使冈村宁次精神紧张起来。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体贴入微，命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悄悄来访，传达蒋介石、何应钦和国防部的安排，讲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结束之前，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训令已经下达，并不惜出卖核心机密，奴颜婢膝地说：“训令中所谓病已痊愈，乃是为了病中可拖延审理，法庭将根据病情斟酌行事，为此速向法庭提出诊断书为好；蒋总统也同意开始审判，并已指出要从轻处理；你作为被告理应拘禁于战犯监狱，但因病中疗养或以移住于京沪医院为宜，此事尚在研究；关于保释问题，届时法庭当有指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时说：“停战以来，我一直以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来到了，然而两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２日，中国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正式进行侦讯审理。法庭采取五人合议制。审判长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石美瑜，审判官为４个上校专职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健鹏、张体坤。 １０时半，对冈村宁次的侦讯开始。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对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侵略作战经历及部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 冈村宁次因有蒋介石、何应钦背后撑腰，有恃无恐地为自己辩解说：“我想，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也是下层发生的零星的不法行为，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石美瑜向法官们事前传达了蒋介石、保应钦的指示，因而谁也不敢触动冈村宁次的个人犯罪问题。一小时后审讯即告结束，纯粹是走走形式而已。 冈村宁次退庭后，石美瑜与施泳（检查官）、刘季坪（翻译）展开激烈争论。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既为被告，而且健康状况良好，就应立即住战犯监狱监禁。刘季坪反对石美瑜的主张，认为冈村现在的住所既为国防部指定，除非有国防部指示，否则不能擅自移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官员出面和石美瑜协商，石庭长才同意申请保释。 ７月１８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再次访问冈村宁次，殷勤地为他起草了一份保释申请书，由参谋松冈抄写清楚后提交法庭批准。 ７月２３日，上海军事法庭派京沪医院的朱院长，在日本医生中山高志陪同下，为冈村宁次做疾病诊断。正直的朱院长根据冈村宁次的病状，拒绝为他担保。这可急坏了冈村宁次，他又费尽心机才找到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钱龙生为他担保，８月２日终于取得法庭的保释同意。 ８月２日，上海军事法庭送来起诉书，指控冈村宁次在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任内，应对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百十六师团、第一百六十四师团、第八十九旅团等所属兵团官兵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 ８月９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告诉冈村宁次说，石庭长的申请已得到国防部批准：“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 ８月１０日，石美瑜在吴文华陪同下访问冈村宁次，表明来意说：“今天我未受任何人指示，完全以个人资格来访。带病入监，当很痛苦，然迫于形势，经与政府当局协商，只好如此，希能谅解，监内住处我已看过，可独居另室，医师来治疗及送进营养品均可自由。万一病情恶化，仍可申请保释。 在此期间尚望安心保养。入监时间定于１４日退庭之后，由法庭直接前往，希有所准备。"８月１４日，上海军事战犯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初审，纯粹是走过场，只短短半个小时便草草收常冈村宁次松一口气离开法庭，刚到走廊就被１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团团包围，争相提问。冈村宁次害怕暴露蒋介石对他的庇护内幕，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急得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国民党宪兵急忙开道，推开阻拦的记者，将冈村宁次送进休息室。二三十名记者紧跟不放，举起相机拍照不止。冈村宁次急忙离开法庭，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但仍有几名记者登上卡车，追赶提问，一直到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门口，由典狱长孙介君接了进去，方才解围。 蒋介石、何应钦吩咐孙介君对冈村宁次百般优待，又请国民党的"一流律师”钱龙生、江一平、杨鹏担任辩护律师，紧张地策划帮助冈村宁次正式渡过审判关的计谋。 ８月２２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到特殊病室探问冈村宁次"病情"，并无耻吹捧，透露国民党当局的庇护奸计说：“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志之士均堪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３日，拖延很久的对战犯冈村宁次的公开宣判终于开庭。 法庭设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尽管那天下着大雨，但不仅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而且在礼堂门口、上海商会前广场上，以至上海的大街要道，到处都有冒雨肃立静听广播审判实况的群众，自晨至暮，万头攒动，始终不散。国民党政府唯恐出事，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但从各地赶来观看审判战犯冈村宁次的人们仍像潮水般涌来。 ８月２３日上午８时１０分，冈村宁次在８名宪兵监押下，乘红色警车一辆，自江湾高镜庙战犯监狱抵达临时法庭，在群众的一片怒吼声中进入参议会大楼候审室。国民党官员立即请冈村宁次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大扶手椅上，他对"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 国民党官员告诉冈村宁次，为了使这次公审在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上海军事法庭做了种种准备，会前发出近千张旁听证，邀请外交使团、中外记者和各界代表出席旁听，为公审造成一定声势，但不会为难冈村，请他放心。冈村宁次听了，才放下心来。 上午９时３０分，对冈村宁次的公审正式开始。审判长石美瑜偕陪审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检察官施泳、王家楣等，在审判席上就坐。 审判长宣布传冈村宁次和４名从犯进庭。观众一起把眼光投向受审席，只见冈村宁次剃光头，戴着玳瑁边眼镜，身穿草绿色军便服，里套白翻领衬衫，低头走上被审台，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皇军气势早已荡然无存。 紧跟在冈村宁次后面的是４名从犯：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六十四师团长船引正之，第八十九旅团长梨冈寿男，一个个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 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如纵容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于１９４５年１月进犯江西时，残杀中国平民周浩平、王占明等８９人；还纵容菱田元四郎、梨冈寿男、船引正之等残杀气民及掠夺财产，无恶不作。 接着进行法庭质询，旨在搞清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及战犯所犯罪行。冈村宁次有恃无恐，态度傲慢，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他胡说对日本侵华政策从未参与策划，也不赞同。声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谋既非裕仁天皇，也非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战犯，而"猜测"是以桥本欣五郎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强调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能负屠杀中国旗民之责。 广大听众见冈村宁次把一切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激起强烈愤怒，纷纷要求追查冈村宁次的战争罪行。 庭长石美瑜频频击动法锤，于上午１０时４０分宣布对冈村宁次的质询完毕，接着对４名从犯进行审理。落合甚九郎等４人一方面为冈村宁次涂脂抹粉，一方面为自己开脱罪责，激欺人们更大的义愤。石美瑜悍然宣布上午宣判结束，下午３时继续开庭审理。 午餐极为丰盛，如同规模盛大的筵宴，冈村宁次和４名从犯吃得满嘴流油，极为满意。 庭长石美瑜和４名法官进午餐时，席间传叫石美瑜接长途电话。不一会儿，石美瑜回到饭桌旁，脸色阴沉地对４位法官说：“刚才接（国防部）秦（德纯）次长电话，冈村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职守。"法官们心中不满，都主张下午继续开庭审判，否则无法向社会舆论交代。石美瑜对此表示赞成。 下午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慷慨陈词，强烈主张冈村宁次应负战争共犯之责，希望参照国际公法外以应得惩罚。 辩护律师江一起、钱龙生、杨鹏３人公开为冈村宁次辩护，令听众瞠目结舌。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此始终念念不忘：“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览。然而在此情况下，辩护人敢于大胆为我辩护，令人感谢。尤其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１９６１年６月，我去台北曾经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法庭辩论极其激烈，直至下午６时３０分，石美瑜庭长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再审。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惯例，重大案件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就要审判，原定３时的宣判无人提起。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愚弄人民、搪塞国际舆论的大平局。 ８月２３日晚７时２０分，冈村宁次回到监狱。典狱长孙介君像迎接凯旋的大将军一般热情招待。次日，他又特意前来冈村宁次的监房慰问，神秘地透露机密说：“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判决。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下次公审可能是继续辩论，是否立即判决尚未定。"孙介君前脚刚走，军法局徐局长又以来监视察为名，传达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慰问之词，问候冈村宁次病情。问候冈村宁次病情。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何应钦的阴谋心领神会，马上向上海军事法庭递来一件申请状：“因病请求保外就医。"石美瑜情知冈村宁次这个申请状大有来头，他不敢决定，马上转送国防部，很快得到批示，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出面，保外安排在秘密住所。 接连几天，上海和中国各地报纸对冈村宁次公审情况大加报道，不少文章对国民党政府包庇战犯的作法进行激烈抨击，讽刺说拖延三年之久才作戏剧性审判，实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冈村宁次无罪！ 冈村宁次的案子一搁几个月，无人问津。外电传说，冈村宁次将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者据此向上海军事法庭多次提出质问，石美瑜只得命法庭发言人发表谈话搪塞说：“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犯罪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当然不须送往东京。"尽管如此，外面传说很快将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第一次公审纪录影片将分送世界各国。冈村宁次对自己的命运仍忧心忡忡，忙向可能"通天"的典狱长孙介君打探消息。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孙介君来到冈村宁次的住室透露重要消息说：“最近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对先生病情均颇关心。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此时，以在健康许可范围内于狱中静候宣判为宜，并说一般认为，对先生的宣判以等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为有利。"１１月１３日，冈村宁次以心脏病及腹泻等症并发为由，申请监外就医获得批准；对他的审判推迟３０天举行。冈村宁次住院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讨论如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何应钦、曹士澄主张无罪释放；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考虑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会议争执不下，只得请示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与何应钦主动配合，在蒋介石面前为冈村宁次苦苦求情，并派心腹参谋龙佐良少将特意访问冈村宁次，透露重要情况说：“约一周前，汤恩伯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参谋长）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事为何应钦得知，何应钦认为松井可归国，冈村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时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包庇他时，这样：“由于汤恩伯（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汤恩伯则直言不讳地承认这是出于勾结日本战犯共同反共的需要，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这时候，蒋介石在反共内战中一败涂地，蒋介石玩弄以退为进的诡计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出面与中共进行和谈。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逮捕审讯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作为国共和谈的条件之一，国民党政府被迫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但蒋介石仍在背后紧紧操纵。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２日，汤恩伯又派他的心腹参谋龙佐良到上海会见冈村宁次说，出于对中共的策略，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仍按预定计划进行。蒋介石虽辞职，但是汤恩伯将军仍担任上海警备司令，尽可放心。 预定１月２６日上午１０时，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蒋介石仍在暗中操纵审判，他担心冈村宁次不能登上新法庭所在地四层楼受审，便通过何应钦、汤恩伯，派国防部官员吴文华、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接连探询病情，询问是否需要用担架抬上四楼。冈村宁次对中国当局"不念旧怨，对我关怀备至，情实难忘“，一再致谢。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清晨，石美瑜把手下法官都叫到庭长办公室，阴沉着脸说：“今天要辛苦各位，请大家发表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大部分法官都怀有中国人的民族正义感，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中国人民愤恨的头号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为百姓报仇雪恨，应该将冈村宁次处以极刑。 原来石美瑜已受蒋介石的威逼，有苦难言，情知审理此案决不是什么好差事，就玩弄"金蝉脱壳"之计，送上请调报告。谁知请调报告没有得到批准，反而把他提升为国防部检察局处长，又将军衔由少将提升为中将，还接到蒋介石一封密电，电文大意是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石美瑜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审阅并签章，算是交差了事。 石美瑜从公文包里取出两份文件，让叶在增等４位法官看，原来是代总统李宗仁和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两个命令，内容相同：“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石美瑜又拿出一份文件，众位法官接过一看，是抄写得很工整的冈村宁次判快书原本，主文只有６个字：“冈村宁次无罪。"４位法官谁也不愿开口说话。石美瑜便告诉大家判决书已经国防部长批准，拿出盖着徐永昌大印的文件给大家看。法官们面面相觑，暗骂徐永昌卑鄙无耻。 石美瑜将脸一沉，施加压力说：“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现在，请大家在判决书的原本上签名吧。"谁都知道这是干违背公法和民意的丑事，无人提笔签名。 石美瑜又厉声道：“你们不肯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就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军法局的三位法官等在那里，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更新审理。"石美瑜说到这里，用手一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说：“不签字，我们三人就得到那个地下室去，后果怎样，就不需要我说了。"僵持了一段时间，年纪最大的法官陆起打破沉默，说：“一定要签字，那没办法，不过，应允许我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石美瑜考虑再三，无可奈何地说：“保留意见当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陆起首先签名，随后林健鹏、张体坤、叶在增依次签名。最后，石美瑜也在那份开脱冈村宁次罪责的不光彩的判决书上签了名。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规模大大缩小，仅请２０多名新闻记者旁听。 庭长石美瑜装模作样地做例行公事性提问，冈村宁次早准备好一套对付审判的办法，不替自己做任何辩解，概由律师代为申辩。最后问他有何陈述时，冈村宁次颇有城府地说：“本人对法庭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同时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也表示歉意。"当天下午４时，法庭再次开庭。石美瑜宣布判处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樱庭子郎、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中将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然后宣布对冈村宁次判决如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公诉人：本庭检察官被告冈村宁次男６６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察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主文冈村宁次无罪理由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 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在此期间并无上述条款之罪行，只因身为敌军总司令官，而被列为战犯嫌疑犯。 被告在任期间，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曾发生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担罪责，本庭已分别判罪，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地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应负共犯罪责。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中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当时审判人员全体起立，听石美瑜宣读判决书，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当读到“冈村宁次无罪"时，法庭顿时大乱。法庭警察极力挥舞棍棒维持秩序，才使石美瑜读完判决书。 ５、战犯竟无罪，中外舆论大哗 石美瑜勉强宣判结束，法庭秩序更加混乱，新闻记者怀着强烈愤怒提出种种责问，石美瑜自觉理亏，无法回答，就运用庭长权力当即宣布退庭，扭头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不顾法警阻拦，拥进庭长室向法庭提出抗议，但却不能扭转大局。 冈村宁次比谁都更清楚，他作为百万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是屠杀与掠夺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头号战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参加过日本占领青岛的战争；１９２８年参加侵略济南的战争；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５年强其中国政府与其签订侵略华北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作为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曾对华北等地推行极其残忍的"三光"政策，罪恶滔天。 蒋介石、何应钦再包庇他，也会判７年以上徒刑。现在听到宣判无罪，深感意外，就想向庭长石美瑜表示感谢，但却被拒绝会见。正不知如何是好，法庭副官郭新夫忙走过来向他附耳低语：“啊，先生，还是乘此混乱之机从后门走脱为妙。“一句话提醒了冈村宁次，他恍然大悟，急忙与陪他来法庭的松冈在混乱中从后门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要求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全国舆论也一致表示谴责，上海各处出现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 国民党当局颇为紧张，立即悄悄安排冈村宁次坐美国轮船回国之事。２８日晚，就派上海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通知冈村宁次，次日凌晨６时半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战犯一起乘船归国。汤恩伯还派参谋龙佐良送来卡车一辆，便于冈村宁次在２９日拂晓乘车赶到上海战犯监狱，与２５９名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约翰·Ｗ·维克斯号离开上海回国。 获得国民党政府释放冈村宁次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立即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在国共和谈中，也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之一。 迫于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汤恩伯依仗七上海警备司令的职权，以蒋介石为后台，扣压李宗仁的命令不发。李宗仁无奈，后来又命令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驻日盟军总部交涉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被麦克阿瑟总部拒绝。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更使冈村宁次吃惊的是，美日当局打破战后严禁悬挂日本国旗的禁令，在医院悬挂太阳旗，向冈村宁次表示慰劳。麦克阿瑟还派盟军总部军官肯尼中校到医院慰问冈村宁次。不久，又同意蒋介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至此，美国和蒋介石包庇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罪恶阴谋暴露无遗，受到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４、沈阳审判 沈阳和太原审判亦称共和国审判， 是新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苏联移交和在 中国逮捕的一千多名战犯的审判，它的 鲜明特色是把罪恶滔天的战犯改造成对 社会和人类有用的新人，谱写出世界战 犯审判史上的新篇章。经过几年艰苦细 致的改造教育，将１０１７名战犯宽大处理，免于起诉，立即释放。只分批对４５名情节严重的战犯开庭公开审理，分别判处２５年以下不等徒刑，刑满后释放归国，受到各国的普遍赞扬。 ▲日本在押战犯闹监风波 １９５０年７月下旬，东北名城抚顺社会主义建设热气腾腾，一日千里，新生的共和国又把审判日伪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抚顺。对此，抚顺城东北部高尔山山亭的楹联表达了抚顺和全国人民定能审判日伪战犯的豪情壮志：到此已穷千里目，何须更上一层楼！ 抚顺人民紧急行动魄来，把高尔山山脚下日本帝国主义１９３６年修建的"抚顺典狱"，改建成规模巨大的日伪战犯管理所，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的日本"抚顺典狱"典狱长大村忍，现在作为苏联移交给中国的战犯之一，也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担心中国"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认为准没有好下场！ 实际上，不只一个大村忍，几乎所有日本战俘都有大祸临头之感，特别是在抚顺当过警察局局长的柏叶勇一在火车上一看见"抚顺城"三个字，就吓得魂不附体，想到他曾在此屠杀许多抗日分子，今天落入中国人民之手，又重归抚顺，必被处死无疑。铃木启久、藤田茂等３０多个将级军官全有死到临头之感，因而一个个气势汹汹，摆出武士道军官的架子。 藤田茂身穿将校呢军服，头戴战斗帽，佩带标志中将军衔的肩章，撅着仁丹胡子，傲慢地迈着方步走在最前头，铃木启久、佐佐真之助等３０个将校级军官紧跟其后，后面的９００多名战犯也态度嚣张，带示威性地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仿佛他们不是战败后被战胜国收押待审的战犯，而是耀武扬威凯旋的武士道英雄！ 这些日本战犯一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存心闹事。凡属罪证，都妄想一概否认。师团长铃木启久携带９个大提包，装满从中国掠夺的文房四宝和贵重首饰衣物；藤田茂把随身携带的玉石雕刻蟋蟀，说成是"朋友送的礼物"。对此，管理人员都如实照登，开列清单交战犯保存，保证释放时如数返还，他们谁都不信。 更可笑的是在登记姓名、职务时，日本战犯都把大官写成小官。如在抚顺当警察局长的柏叶勇一在登记表上填的是"社会役员"（勤杂工），管教员早认出了他，当众揭穿说：“你在抚顺呆过吧？是不是在警察局？？柏叶勇一见被抓住了狐狸尾巴，才被迫填上：“当过警察局长。"也许是从伯力到抚顺一路太疲乏劳累了，日本战犯们当夜躺下呼呼大睡，第二天睡够了就开始群起闹监。 突然之间，各个监房里乱作一团，战犯们用力敲打门窗、床铺，大喊大叫：“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觉得日本战犯自以为抓到了一个要害问题，竭力想把自己归入战俘之列。因为战俘要遣返，而战犯须接受审判，很可能被判刑，甚至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处以极刑。事关每个战犯待遇，因而一千多人都跟着起哄闹监。 孙所长正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一个战犯（姑隐其名）主动找到所长室，将黑边眼镜一托说：“所长先生，我向你们提出抗议！"孙明斋是个久经沙尝能征惯战的老八路，看自己昔日的手下败将竟然如此嚣张，不由气炸心肺，但为把昔日的战争魔怪改造成弃恶从善的新人，还是耐着性子搬把椅子请他坐下讲话。这位战犯仍像木桩一样站在那里，唾沫四溅地口出狂言道：“所长先生，你们在大门和岗楼上安排那么多持枪的士兵站岗，对我们刺激太大了！我代表被关押这里的无辜的日本人，请你们立刻把岗哨撤掉！否则。……"孙明斋义正辞严驳斥说：“你不觉得你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过于荒唐了吗？你说你代表关押在这儿的无辜的日本人，好大的口气！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是谁给你的代表权？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又竟然成了无辜的人？设岗哨刺激你们了？可是，你是否想过，你们犯的滔天罪行是怎样'刺激'中国人民的！"毕竟邪不压正，那个战犯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鞠个躬溜走了。 这时候，还有一个闹得更凶的日本战犯，他就是伪满锦州市警察署警务科长鹿毛繁太，这家伙嘴大鼻歪，又黑又壮，俨然像一座黑塔，他猛敲铁栅，大喊大叫，凶恶地骂看守"混蛋"，日本战犯们都为他鼓掌叫好，把他吹捧为"磊磊落落的民族英雄"。 鹿毛繁太嚣张到了极点，打上门去要和所长孙明斋辩论。 孙明斋感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战场，是改造日本战犯的重要一仗，便做好准备要与这位又臭又硬的武士道英雄舌战一常孙明斋以咄咄逼人的目光逼视面前的日本战犯，威严的目光是说你在１９３７年前后，曾抓捕中共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等５２人，杀害了赵永玉等２５人，还在柳河西门外杀害的抗日爱国人士２２人，在大青沟、石头河子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多人！ 鹿毛繁太想到欠中国人民的条条血债，心虚地冒出冷汗，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只听孙明斋大吼一声：“鹿毛繁太，你知道你在监内的表现是什么行为吗？”鹿毛繁太狡猾地转守为攻：“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孙明斋抓住要害发动猛攻：“我要你答复：你这么长时间大嚷大叫闹监是什么行为？"鹿毛繁太避开实质问题，仍按他的战术反攻：“你们凭什么关押我，不让我回国？我是来帮助中国百姓维持治安的！"鹿毛繁太自以为理直气壮，只听孙明斋厉声质问：“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请你来中国帮助维持治安？"鹿毛繁太被一炮打哑，无言以对，但鬼眼珠眨了几眨便想出狡辩之词：“我奉天皇陛下的御旨！"孙明斋振振有辞驳斥说：“天皇是你们日本的，你们日本的天皇为什么把手伸得那么长，要管中国的事情？”“这。……““你要明白，我们不是到日本把你抓来的，你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执行昭和天皇的侵略政策而犯罪的战争犯罪分子，你们是名符其实的战犯！“鹿毛繁太一下被重型炮弹打乱了阵脚，急忙乱找搪塞之词：“你们是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你们违反国际法！"孙明斋见日本战犯竟不顾羞耻讲起国际法，真要笑破肚皮，就辛辣地讽刺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么，你来回答：国际法哪条规定，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是合法的？”“这。……"……"孙明斋见鹿毛繁太理屈词穷，就越战越勇，扩大战果：“违犯国际法的，恰恰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对你们这些罪该万死的日本战犯，按照中国法律关押、处理，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个战犯！"鹿毛繁太无言以对，孙明斋勒令他写出检讨，鹿毛狼狈不堪，软磨硬抗，孙明斋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命令他写出检讨，并把他关进单人小号，鹿毛害怕触犯中国法律，写了４次检讨才算勉强通过，并在喇叭里公开检讨。这个"民族英雄"举手投降，使日本战犯们遭受沉重打击。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战犯管理所迁移到哈尔滨，日本战犯错误地分析形势，以为美国会派兵来救他们，活动更加猖狂，扬言伙食太差，竟把送来的高粱米饭倒入厕所和垃圾桶，叫嚷要吃大米饭，不给大米饭就罢食，吵嚷吼叫"饿啊，饿啊！“闹个不停；给他们打针，胡说是进行细菌试验；让他们洗澡，硬说临刑前"净身“；原日本步兵中佐广濑三郎等７人合伙闹事，打上门来抗议中国关押；几十个战犯联名给联合国写信，"控告"中国关押、审讯"战俘"。 更严重的是日本黑社会组织"黑龙会"分子利用日侨来抚顺战犯管理所修理电器的机会，阴谋策划了两起暴动越狱计划，声称"逃出一个算一个，逃出几百算胜利"。谁知两个战犯因下棋"悔子"发生争吵，泄露了暴动越狱计划。 孙明斋所长立刻把组织越狱的骨干分子单独关押，命令各牢房严锁房门，减少放风时间，限制上厕所人数，加强武装警戒，全力以赴对付这帮不思悔改的日本战犯，形势极为紧张！ 这些战犯是怎么被教育过来的呢？ ▲战犯铃木启久在狱中提"抗议” 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的审判，就其所犯罪行之重，态度之蛮横，认罪态度之好来说，都很有典型性。 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８日，在苏联交给我国的日本战俘中，有个中将师团长身穿保存的将军制服，佩戴着满金两个豆的肩章，脚蹬高筒黑皮靴，挺胸迭肚大摇大摆架子十足，秃头下面的满脸乱蓬蓬的络腮胡须使他野性十足，浓眉下目光射出仇恨的光芒，他就是关东军第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 从伯力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天，铃木启久就和３０多个将级军官密谋闹监风潮，他们策动伪锦州市警察署警务科长鹿毛繁太公然出面闹监，又联合提交了一份名义上写给联合国的书面抗议书，声称他们是战俘，应当释放，抗议中国把战俘当战犯，违反国际法。孙明斋所长答复铃木启久等说：“抗议书，我们留下了。哪一天你们想通了，提出收回，我们保证发还。希望你们还是像圣经上讲的那样，要想进天国，唯有彻底改悔吧！"铃木启久仍不死心，叫嚷"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你们把战俘当战犯，违反国际法，我们抗议！"管教人员很有策略地回答：“根据你的罪行，是战俘呢，还是战犯，你自己考虑考虑吧！"经过在中国各地的参观，万人坑的白骨使铃木猛醒，他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０日上午，中国军事法庭在沈阳首先审问铃木启久，控诉他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他在日本侵略军中任联队长和师团长时，指挥所属部队在河北、河南制造了六起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惨案。 法庭首先追查铃木启久血洗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的罪行，铃木供认他作为日寇第二十七旅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１９４２年对遵化县鲁家峪进行扫荡，杀死２２０多人。 国家公诉人王志平将军指出铃木启久率部在鲁家峪杀人的手段是很恶劣的，杀人甚多，但铃木启久的供述太简单，建议传当事人张俊金到庭，对铃木部队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罪行做证。 审判长袁光传受害人张俊金出庭，张俊金愤怒地指着铃木揭露说：“铃木部队在鲁家峪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罪行，时间是１９４２年农历３月初２下午２点左右。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村，把我捉住，用马鞭子打我，问我有八路没有，我说没有。 日本鬼子又抓来一个老头，有５０多岁，问他有八路没有，他说没有，日本鬼子就把他的眼睛蒙上，用战刀把他的头砍掉了。日本鬼子把于长河的老婆子带到刘清隆的院子里，要强奸她，她拒绝强奸，大骂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把她带到河沟边，用刺刀把她挑死了。她还是个孕妇，日本鬼子豁开她的肚子，把胎儿也挑死了。然后鬼子就拽刘清隆的老婆进行强奸，强奸后也用刺刀把她挑死了！"张俊金控诉铃木率领日寇找到几个山洞，放毒杀害八路军干部和伤病员７２人、无辜百姓１００余人，又脱下衣服让法官察看他的满身伤疤，失声大叫控诉说：“日本鬼子在鲁家峪大街上砍死７个人后，砍到第八个时就拽我，把我的衣领子窝起来，蒙上眼睛，我挣着不让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我踢到井里，接着打了两枪，都打在我的身上，我的骨头被打坏了。日本鬼子又往井里扔死人、石头、土，扔完就走了。日本鬼子走后，送凉水的赵奎来取水桶，听见井里有声音，把我救上来了。我出井后就昏过去了，此后五六个月不能行动，以后就成了残废。日本鬼子在我村打死、烧死、熏死的人共有２００多个。张俊金像发疯一般冲上去要和铃木拚命，法官急忙命法警拦祝接着，法庭追查铃木指挥日伪军制造"潘家戴庄惨案"的罪行。铃木供认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为执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属第一联队和平兵队下过"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使日军在潘家戴庄集体屠杀了１２８０多名和平居民的罪行。 法庭传从潘家戴庄死人抗里逃出来的周村思出庭作证，这位４４岁、浑身是伤的农民流着眼泪控诉说：“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早晨４点钟左右，日本鬼子包围了潘家戴庄，进庄后挨户搜查，把人赶到庄东南角一个大场里，强迫青壮年挖坑，把１２００多人都推到坑里火烧埋死。我被烧得疼痛难忍，就从土坑往外钻。钻出来一看，鬼子都不在了，我就这样逃跑了。"周树思说他家２０口人，被铃木部队杀害了６口，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又剥开衣服露出遍身伤疤。周树思的血海深仇激起旁听席上人们强烈的怒吼声，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法庭之上，连连喊着"饶命！饶命！"承认"这些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铃木还供认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以师团长身分命令所属部队在河南省长坦县小渠村，以刀砍、火烧和推入井内淹死等手段杀害无辜百姓刘俊英等６６０人，造成小渠村惨案；又供认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命令所属部队烧毁、破坏了吉林省白城县的车站、给水所、电话所、铁路医院、粮食仓库和桥梁等设备，仅被烧毁的粮食即有８４００余吨、油类２８万斤。 沈阳法庭经１０天审理，基本搞清了铃木启久所犯指挥部队制造无人区、残杀无辜百姓等罪行，铃木也供认不讳，他痛切地说：“对自己的残暴行为，起初曾企图隐瞒，但在中国人民对我人道主义态度的感召下，启发后进行反省，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我诚恳地谢罪…… 铃木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他对记者发表感想说：“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作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极刑。但是，只判处２０年徒刑，这是由中国的真正的和平政策产生出来的，今后我一定要成为和平的一分子，参加到和平阵营，以我的余生进行努力。"在抚顺战犯监狱服刑期间，铃木启久服罪、认罪态度良好，１９５９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他的起来中国接他，日本记者问：“你回国以后准备做什么？"铃木立刻回答：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我知道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真实报道这里的情况。 ▲藤田茂的新生 藤田茂被称为日本战犯中的"武将头"，他转变极难，便转变后影响巨大。 藤田茂１８８９年生于日本广岛县，侵华战争期间曾任大佐联队长、少将旅团长、中将师团长等职务。从苏联移交给中国后，他态度蛮横，每天都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一角有个佛像的小独屋里匍匐在地，拍着那身中将制服，向皇宫遥拜，密谋和中国作对。他悄悄打开私藏的小盒中的玉石雕刻蟋蟀，把从中国掠夺来的玉歧视为宝物，欣赏玉石蟋蟀的白色牙齿，绿色翅膀，呆呆地看那四脚蹬开咬斗的姿势，也想方设法与中国较量决斗。 那时候，日本战犯中有这样的说法：武将看藤田，文官看古海。藤田出身日本封建武士家庭，很有大将风度，在日本战犯中威信较高。他为向管教人员示威，穿上特意保存的将官服，肩佩中将肩章，翘着两撇浓密而微弯的仁丹胡子，足蹬乌黑发亮的高筒皮马靴，大摇大摆走在前头，一大群战犯跟在他后头，一片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大和魂万岁！"管教员根据藤田茂的性格、思想脉络和在战犯中的影响，找他个别谈话，藤田抖着仁丹胡子拒绝道：“你们是共产主义者，我是帝国主义者，是日本军人，没有谈话的必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胜利使藤田茂受到沉重打击，他不再轻视中国人民了。管教员组织他们学习《帝国主义论》、《矛盾论》、《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他是个重实际的人，慢慢明白侵略别人国家的军队，必然陷在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讲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武器而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预言家，开始明白中国和日本所受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也有他一份罪恶！ 他接到姐姐的来信，得知姐姐全家及广岛市２０万人全部在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中丧生，心灵更受到强烈谴责。 在中国各地参观中，一处处日本屠杀中国人的万人坑，使他受到强烈刺激，认识到日本所受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其中也有自己一份罪恶，他毅然剃去仁丹胡，决心迎接审判。 在法庭上，６２岁的老妇人张葡萄控诉他率领部队对山西省安邑县扫荡时杀害被俘人员１４０多人，全家都被杀害，只剩下她一人。张葡萄越说越激动，气得浑身发抖，白发倒竖，隔着桌子向藤田茂起来，多亏法警阻拦，才没有和藤田茂拚老命。 听了２６个人的血泪控诉，藤田茂认为理所当然要判他死刑，结果只判了１８年徒刑，在法庭最后陈述时，他说：“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藤田茂也是应该的。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藤田茂是"武将头"，他认罪服法对推动魄他日本战犯改造起了推动作用。 日本记者想从藤田茂口中得到攻击中国的材料，别有用心地问"你们的所谓学习，是否被迫的？"藤田茂让日本记者碰了个大钉子：“没有学习，就没有我的再生！我正和夫人谈话，请不要打扰！"藤田茂与其子相见更富有喜剧性。藤田茂首先向妻子喜代子鞠了一躬说：“真是对不起，这十几年让你受苦了！"这一躬使喜代子大吃一惊，因为过去丈夫对他打骂是家常便饭，现在觉得中国真是把他改造得好多了，她喜极而泣，抱住丈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平静下来才问丈夫：“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很正派的人，说您杀人放火，我真不敢相信。"藤田茂认真地用检讨的口气说：“我确实是个战犯，我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杀了很多人，我不是人，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中国政府宽大了我，我在这里天天学习，就像在中国留学一样，希望你回国后要学习进步书籍。"喜代子明白真相后，对中国的怨恨立刻消失，认为丈夫犯罪也有她的份，要求与丈夫一起在中国服刑。中国管理所人员哈哈大笑，鼓励喜代子帮助丈夫加快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团聚。 不久，他的老同学远藤三郎率领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团访华，见到藤田茂时说了一些同情的话，藤田茂教训远藤说：“你们都是日本高级将领，在推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期间，演出了不少类似于我们这样的悲剧。忘记过去的历史，今后的日本就没有希望。我们只有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取得中国人民谅解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谈日中友好。"因认罪态度较好，藤田茂１９５７年提前释放归国，回国后被选为"中归联"会长，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总理亲自邀请他率团访华，亲切接见他时，高度赞扬他为中日友好所做的贡献。临别时，周总理赠他中山服寄托着无限的深情。１９８２年他逝世时特意穿上那套中山服，并要求子孙世世代代与中国友好。 ▲古海忠之脱胎换骨 古海忠之１９００年年生于日本东京都，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特别会计科科长、一般会计科科长、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局长等职务，被称为伪满洲国的二号太上皇。 在苏联移交给中国的近千名日本战犯中，古海忠之和藤田茂是两个头头，典型的说法是"武将看藤田，文官看古海"。 古海忠之被日本战犯们称为"老学究"，别看他瘦瘦的，有一张马脸，给人面目可憎之感，但认为他最有学问。他毕业于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经济系，２０多岁就当上了宇都宫税务署署长，他的才能得到伪满洲国第一任太上皇星野直树的赏识，星野调回国内任日本内阁总务局局长、企划院总裁后，特意调古海忠之继岸信介之后当伪满第二号太上皇。 日本战犯们敬重古海忠之，还因为他文质彬彬，谦逊有礼，谨慎寡言，不卑不亢，有着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风度，佩服他遇事有办法，能讲出个道理来。 刚到中国时，他运用举足轻重的影响，告诉日本战犯凡是罪证一概否认，鹿毛繁太等莽汉的闹监大都是他的主意。 古海忠之的转变主要是他看书学习的结果。抚顺战犯管理所设有图书馆，古海忠之是最常去的读者，一看起来就废寝忘食。 古海最早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发现在日本发动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全面侵华战争１０个月后，毛泽东就英明地预见了中日战争的结局，他如梦初醒，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发现，日本早就败了！"他令人信服地说：“我们过去根本未曾想过侵略他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世界舆论的反对，最终必定失败！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投降时，我们还不肯认输，现在，读到毛泽东早在开战之初，就从理论上预见结局，真是从心里钦佩和服输了。“也许因为他是搞经济的，在别人眼里干巴巴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他看起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有的武将和他开玩笑，说他不玩麻将不迷游戏，单单和共产主义书刊搞开"单恋"了。 大部分战犯认为古海是闲极无聊，逢场做戏，但在一次大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李甫山主任的话却使日本战犯们大吃一惊：“坦白检举大会开始，首先由古海忠之做自我批判，认罪示范。你们要认真听，向他学习。"日本战犯们心里感到好笑，他们的"文官头"是日本天皇的代表、"大和魂"的体现者，他只会“自杀成仁"，决不会举手投降！看吧，古海忠之准会借此机会大骂共产党，今天准有好戏看！ 在众目注视之下，古海忠之稳稳当当走到扩音器前，鞠了一遍转圈躬，就开口讲道：“我犯下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我向给我以机会，指导我反省并使我恢复了人性的中国人民和管理所各位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这犹如投下一颗重型炸弹，日本战犯们大吃一惊，接着他诚心忏悔说：“过去，我认为我们到中国来，虽然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和不幸，但是为日本的民族利益，是为个人的光宗耀祖。 现在我已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不知羞耻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争罪犯！日伪许多官吏贯彻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下了各种罪行。对此，我应负重大责任。我还认识到，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夺去上千万中国人的宝贵生命，掠夺了中国几百亿美元的财产，这一滔天罪行，我也是有重大责任的！"古海承认了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后，特意谈到接受中国审判的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发展。策划和指挥侵略战争的固然是甲级战犯，但是也有规定：凡在侵略战争中犯有各种罪行的人，无论他的职位高低，被侵略的战胜国，都有权定其为乙级或丙级战犯，并根据本国的法律自行处理。根据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自己是战犯，没有理由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侦讯和审判。"古海忠之本来就在日本战犯中有较高威信，示范认罪又有理有据，因而有不少人相信古海忠之的权威性说话，承认自己是战犯，争取宽大处理。 到中国各地的参观，使古海大开眼界，特别是到鞍山一看，更让古海惊呼连声。古海作为伪满的第二号太上皇，多次到鞍钢视察。日本投降时曾将鞍钢彻底破坏，狂妄地断言：“把鞍山留给中国人种高粱吧！要想恢复出钢，最快也得２０年！"古海亲眼看到鞍山已全部恢复，还新建了不少高炉，古海连声惊呼：“这不是神话吧？惊人！惊人！"在沈阳公开审判法庭上，古海忠之打头走上被告席，首先承认他是日本统治、操纵伪满洲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火曜会"的重要成员，介绍该机构的情况说：“'火曜会'是审查决定在'满洲国'实行的政策、法令、预算、人事及其他措施的会议。'火曜会'不是'满洲国'的正式机构，也不是组织法上的构成部分，但它是事实上的组织，是日本人统治'满洲国'的最高决策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政策、法令和措施，在组织之外，对'满洲国'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会议进行控制，为实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满洲国'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通过国家的形式进行统治，实际上都是披着中国人民的外衣。'火曜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实施各种侵华罪行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我成为这个'火曜会'的组成人员以来罪行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个制度实在是非正义的，非真理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说：“古海忠之直接辅佐着武部六藏，参与策划、制定危害中国东北人民的一切政策法令，所以古海忠之是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唯一辅佐者，他也是'火曜会'最重要的成员。"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王贤伟揭露古海忠之说：“１９４５年的春天，我参加了武部六藏主持的'火曜会'会议，在古海忠之的极力主张下，通过了扩大总务厅企划处的组织，把企划处改为企划局，古海忠之亲自兼任企划局的局长，他集中了满洲国的一切实权，以便更有计划地加强对中国东北人民财富的掠夺，使中国东北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的危害。 由于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的策划，制定了各种镇压、屠杀、奴役中国东北人民和掠夺中国东北财富的政策法令。对这些罪行，武部六藏应负完全的责任，古海忠之也应该负参与策划制定和推行的主要责任。"沈阳法庭严肃追查古海忠之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行，古海供认说：“我起草并在'火曜会'会议上审议决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及《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纲》、《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主要是为进行军事生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的侵略而建设一个由日本自己所支配的掠夺的侵略的经济圈，用这样一个经济圈来建立适应各个地方的产业，以便有计划有系统过建立他们的经济圈。……以进一步增加军需生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大量供应物资。为了这个目的，在'满洲国'内进行了残酷的经济统治，大力征用劳工，掠夺资金，并在中国的东北、华中等地协力互通有无，尽量减少日本帝国主义的负担，尽可能掠夺更多物资，以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古海忠之供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以总务厅次长身分参与策划、决定和推行《战时紧急方策要纲》，从中国东北掠夺走大批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用以支持侵略战争。 他供认，１９４０年６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参与策划、推行《价格等临时措置法》，推行《物价及物资统制法》，哄抬物价，榨取东北人民财富。 古海供认，他参与、推行《金属类回收法》，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金属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战时最感到困难的东西，当时'满洲国'也感到缺乏，因此就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禁止转移金属，这样便于'满洲国'任意大量收买金属。同时在中国整个东北展开金属献纳运动，掠夺了大量的铜、铁、铅等金属，还毁坏了中国的一些历史文物，如对承德'离宫'的铜亭、五大莲寺的佛像等也加以破坏。“审判员质问他对掠夺人民日常生活用品采取了什么措施，古海供认说：“对中国人民日常用的锅、金属门把、铁刷子、铜平等，甚至暖房里使用的机器都全部掠夺了。同时在我所主持的‘物资动员计划'中对人民日常使用的铁、铜等用品根本不配给，征用的人民日常用品有１００余种，我就是使中国人民陷入到贫穷、破产甚至死亡深渊的一个极凶恶的犯罪分子。"古海供认他参与制定、推行《米谷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农产物交易场法》、《战时农产物增产搜荷对策大纲》等政策法令，大量掠夺农民粮食，甚至在各省次长会议上做出使用强暴手段夺取农民粮食的决定，使东北人民饱受饥饿摧残。 中国军事法庭追究古海用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供认说：“我参与鸦片政策，首先在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初，'满洲国'制定鸦片专卖制度时，我以总务厅特别会计科长身分，参与制定了这个制度。以后把鸦片专卖作为特别会计的时候，我从任特别会计科长到主任外长的期间，主管了编制鸦片专卖的预算及决算的事务。我就任总务厅次长以后，仍旧领导有关鸦片事项，负责编制鸦片专卖的预算及决算。"中国军事法庭掌握了古海忠之等日本关东军头子在中国推行烟毒政策的罪证，于是审判长袁光单刀直入提问：“你是不是亲自到过上海、南京推销鸦片？"古海忠之见中国掌握他的罪证如此之细，只得老老实实供认说：“在总务厅次长任内，我于１９４４年亲自到过上海、南京，通过派遣军总司令部卖给汪精卫南京政权１０万两鸦片，在当地订了契约，后来正式做出决定，把大量鸦片送往南京，使严重的烟毒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我不仅把烟毒更广泛地传播到上海、南京及其他地区，并且在上海掠夺了战时需要的大批物资，如棉布、汽车、铜等。"审判长袁光对日本在中国贩毒问题专门进行过研究，进一步追问：“你们在中国东北地区为了推销鸦片，施行毒化，采取了什么办法？"古海忠之供认说：“我们在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制造鸦片的工厂。１９３３年初，我和当时的财政部税务司长源田松三乘飞机把大量种植鸦片的传单运到热河一带散发，这是鼓励热河省和兴安西省人民大量种植鸦片的一种方法。'满洲国'曾有一个'十年禁绝鸦片'的欺人招牌，大东亚战争爆发时，我认为一切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因此我就任总务厅次长以后，将这个招牌也抛弃了，公然推动大量种植鸦片。为此，１９４２年采取了提高鸦片收购价格、对收购组织发给奖金等各种措施。１９４２年，在东京由'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由企划院召开了'建立大东亚鸦片制度恳谈会'。我派遣了'满洲国'的官员出席这两个会议。会议决定张家口也就是蒙疆及'满洲国'负有鸦片供应地的使命。根据会议的决定，我决定扩大鸦片的种植面积，即除过去在热河盛兴安西盛间岛继续种植鸦片外，又在平原地区，也就是在奉天盛吉林盛四川省等地区推行了集体种植，生产了大量鸦片，使鸦片烟毒的传播更加严重。对此，我应负责任。"审判长对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怒声喝问：“所谓的'十年断禁鸦片'，'断禁'了没有？"古海忠之苦笑着回答说：“１９３７年，在'满洲国'掀起了反对吸食鸦片的舆论，当时为了缓和这种舆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因而，制定了《十年断禁鸦片和麻痹品要纲》，采取了十年断禁鸦片、麻痹品的欺骗政策。因为在这个要纲里并没有规定为了断禁鸦片而必须缩小鸦片的栽培面积，也没有禁止吸食鸦片的工作计划，更没有限制贩卖鸦片，因此，并没有断禁鸦片和麻痹品的意图。特别是我在任主计长期内，为了增加'满洲国'的收入，同时也为了削弱中国人我对日本的反抗，我认为这种鸦片政策有它的重要性。我推行了使一个民族衰亡的量可怕的鸦片政策，广泛地传播鸦片的烟毒，同时又掠夺了大量的资金，我这种行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是不可饶恕的非人道的罪行，我不胜惭愧。"古海忠之还供认，１９４０年６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他以伪经济部次长身分参加'火曜会'，参与修改《出版法》、《满洲国通信社法》、《新闻社法》等罪恶法令，并且以伪总务厅次长身分负责领导总务厅弘报处，控制东北的新闻、出版、通信等宣传工具，鼓吹侵略战争，向东北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在做法庭最后陈述时，古海忠之痛哭流涕说：“过去，我为了拥护和保证以天皇裕仁为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时为了追求我个人的飞黄腾达和家门的荣誉，毫无理由地侵入中国的神圣领土东北。我剥夺了这个社会的主人--中国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对他们进行了镇压、残杀、奴役和鸦片毒化，掠夺了中国的物资财富，强占土地房屋，我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根据古海忠之所犯罪行和认罪态度，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古海有期徒刑１８年。古海忠之激动地对记者发表感想说：“在这次审判时，尽管我认为应该被判处极刑，中国政府仍然作了非常宽大的判决，对我只判１８年徒刑，而且可以把被捕以后的日数抵算刑期，这实在是想都不敢想的宽大政策。 我希望日本的人士想一想我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污秽的罪恶行为。我现在已经认识到发生侵略战争的原因，而它的结果又是什么。我要说明我的决心：我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面，都要贡献出一切，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而斗争。"古海忠之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被判刑后马上就受到考验。 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是古海的前任，又是古海的老朋友，听到古海被判１８年徒刑的消息，马上派古海的老部下、水栖市市长赶到抚顺，看看古海忠之是否变心，千方百计拉拢古海参加反华活动，这位市长甜言蜜语说：“古海君，您将来回国以后，是否还有意做官啊？岸信介先生很关心您哪！"古海忠之早已看穿了岸信介之流的可耻居心，冷笑一声回答他的老朋友、老部下：“请您转告岸信介，他的盛情，我难以从命。岸信介当年还不是同我一样，是侵略中国的罪魁吗？如今他向美国一边倒，执行敌视中国的反动政策，莫非想重走老路，再一次使中国人民受难吗？我怎么能给这样的家伙当爪牙？不！绝不！"见老部下被训得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古海忠之才把语调变得温和一些，但态度依然如故：“那么，我获释后做什么呢？我要积极从事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工作。我决心促进中日友好，这一点，我不妨代为转达。"１９５８年，藤田茂获释离华归国时，古海忠之请他带给岸信介一封长信，揭露岸信介曾当过伪满总务厅次长，炮制了许多为战争服务的法令，指责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都是侵略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使中国人民陷于苦难的军国主义者，当上首相后不思反省，反而追随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为敌。古海在信中警告岸信介：“凡是想把日本民族导向毁灭的人，他就是日本民族的公敌，不久就会在民族的裁判面前自己打破自己的头颅。"藤田茂要求向岸信介转交古海的信，岸信介不敢接见，藤田茂就将《古海书简》公开发表，引起朝野轰动，一时被传为美谈。 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监狱表现较好，１９６３年２月提前释放，３月１２日回到日本，很快投入"中归联"的活动之中。他因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同年即被推举为"满蒙同胞援护会"副会长，并担任相互贸易公司和出光兴产公司顾问。 他的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挥，１９６６年任大谷重工业公司副经理，１９６７年任星制药公司理事、东京批发公司副经理，１９６８年任东京批发公司副经理，后任经理、董事长。 古海战前曾与池田勇人同在大藏省共事，私交甚笃。古海在苏联、中国关押期间，池田对古海家属多方照顾。古海回到日本后，两人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等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合作较好。 在池田帮助下，古海忠之在日本政界、经济界都非常活跃，曾担任日本内阁在外财产问题审议会委员、内阁海外移民审议会委员。还出任白露田园俱乐部董事长、新大谷饭店理事、"满蒙关系思给期成同盟"会会长、日本预防医学会会长。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古海忠之率领日本大藏省出身者访华团访问中国，受到廖承志副委员长的亲切接见，他以自己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积极分子感到骄傲，说自己不花一分钱，在中国读了４年大学。他深情地回忆在抚顺管理所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难忘情景。他说是中国人民使他恢复了良知，才能够为促进中日友好尽一份力量。 古海忠之著有《不能忘怀的满洲》一书，笔端带着浓厚感情写出他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变化，成为中日世代友好的一个例证。 ▲战俘武部六藏的巨变 武部六藏是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他的经历是独特的，故事格外动人。 武部六藏１８９３年生于日本石川县，１９１８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被日本当局看重提升为秋田县知事，可以说身居高位。侵华战争期更官运亨通，１９３５年任日本统治我旅大地区机构"关东局"司政部长，次年升"关东局"总长。１９３９年任阿部内阁企划院代理总裁，１９４０年到中国更一步登天，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名义上辅佐伪满洲国总理行使职权，实际上他的权力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超越一切，被称为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 １９４５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后，武部六藏主持召开伪满洲国内阁会议，伪总理张景惠六神无主，把当前紧张形势报告一下，就要武部发表意见，武部六藏说：“目前情况对满洲自是极为不利，关东军已准备与苏俄决战，只要能打败苏俄侵略军，局势还有希望扭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打得溃不成军，武部六藏和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先带溥仪逃往通化，又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尚未来得及换大型飞机，苏联飞机神速赶到，他和溥仪被苏军扣留，作为战俘押往赤塔，转押伯力关进第４５特别收容所。 武部六藏在伯力重病不起，１９５０年７月苏联向中国在绥芬河移交战犯时，他是用担架抬来的唯一重病号，那时面色苍白，奄奄一息，中国战犯管理人员本着高度人道主义精神，对他精心治疗，终于从死亡线上把他抢救了过来，保住一条性命。 那时候，武部六藏顽固异常，不但不向中国医护人员称恩答谢，反而在军国主义思想驱使下自吹他当伪满洲国太上皇，是"帮助满洲国建设"，"不但无罪，反而有功"，直着脖颈叫嚷什么"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满洲国的利益，为建设王道乐土"，还亲笔起草了一部共１３０条的日本战后新宪法，野心勃勃准备回国与岸信介竞争日本首相，妄图卷土重来侵略中国。 岂知天有不测风云，仿佛是对武部六藏死不改悔的报应，１９５２年的一天，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突然间跌在监房床上，一下子昏迷过去，病情危笃。 遵照周总理要使日本战犯一个不死的严格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室奉命全力抢救，任何贵重药都可以用，硬是凭着革命人道主义，把武部六藏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但却半身瘫痪，嘴歪眼斜，只能在床上休养，成了管理所的大包袱。 日常护理武部六藏的任务交给了年轻护士焦桂珍。她一日三餐，细心喂养，武部有时把饭菜像水箭一样全喷出来，喷焦桂珍一身一脸。她本着革命人道主义，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忍受着呕吐和痛苦擦把脸，又怀着强烈的责任感，重新用毛巾把武部六藏吐的东西收拾干净，再慢慢给武部喂饭。 武部长期大小便失禁，焦桂珍从不嫌弃，还经常给他做床上浴，坚持天天用酒精、滑石粉擦拭全身，竟使四年一直卧床的人没有生褥疮。 武部六藏看自己一天天胖起来，焦桂珍却一天瘦下去，他感动得哭了，拽住焦桂珍的手连声说：“你大大的好，我的女儿的一样！谢谢！谢谢！"对武部六藏的审判与众不同，武部的律师关梦觉、赵敬文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８日向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贾潜提出申请：“我们于本月２５日接到特别军事法庭通知，指定我们为武部六藏的辩护人。我们于接到通知书后，除查阅了有关案卷材料外，于６月２７日会见了被告人武部六藏，在会见时被告人提出他长期患有严重的瘫痪症，不能坐立，到庭候审有很大困难等。鉴于被告人的身体健康情况，本着我国一贯对于日本战争罪犯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特请求法庭考虑，对被告人武部六藏进行就地审判，免予到庭候审。是否可行，敬请裁定。"第二天，贾潜审判长即做出裁定：“因被告人武部六藏身体有病，到庭确有困难，申请予以就地讯问，本庭认为申请人的申请有理由，准予就地讯问，特此裁定。"中国特别军事法庭派法官杨显之到武部六藏病床前进行审理，此前派辩护律师与他谈话为其辩护，这一切都使武部深受感动，承认他１９４０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名义上辅佐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行使职权，实际上他的权力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超越一切，通过"火曜会"统治东北，是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过去受够武部六藏等日本人的骗，经过几年改造思想大有转变，又有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的经验，因而在沈阳法庭上，他以崭新思想风貌，架着一副粗边眼镜，堂堂正正做证说：“我今天在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在我们祖国人民面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操纵伪满政权，奴役我国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 旁听的西方记者发现，溥仪比在东京法庭时更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面对法庭的紧张空气，他毅然的态度，仍不减当年一国元首的充分威严"，只听溥仪以特有的魅力理直气壮揭露鲜为人知的内幕说：“我当过'满洲国'的皇帝，但在'满洲国'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满洲国'实权的是'满洲国'的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古海忠之。他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领导下，奉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操纵'满洲国'实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在审判古海忠之的法庭上，溥仪振振有词揭露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罪行说：“在'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前夕，武部六藏为了使'满洲国'称日本国为'亲邦'，他就指使伪总理张景惠把各大臣召集到伪总理办公室，由武部六藏把'满洲国'必须称日本为'亲邦'的理由加以说明；另一方面，监督我的吉冈安直和武部六藏相互呼应，他们对我说，现在一定要称日本为'亲邦'，理由是没有日本就没有'满洲国'，所以你们应当把日本当作父亲看待，这是'满洲国'对日本和对其他国家称盟邦友邦的区别。"溥仪的揭露使稍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都怒不可遏，溥仪也义愤填膺，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扶扶宽边眼镜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时，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又制订'诏书'，通过张景惠交给我，让我签字公布。我记得这个‘诏书'的内容主要有两句话：'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意思就是把日本说成父亲，把'满洲国'说成是它的儿子。这就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操纵'满洲国'政权，操纵我对中国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的。"接着，溥仪也愤怒揭露武部六藏是如何操纵他使伪满洲国向联合国家宣战的：“还有，'满洲国'所颁布的'时局诏书'，是'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主持制定的。就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一天，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武部六藏把他制定的'诏书'，通过张景惠交给我。同时规定我在有武部六藏、总理、各部大臣、参议府正副议长、参议等参加的会是我为日本帝国主义作了帮凶的事实。"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为立功赎罪，又详细揭露更令人切齿痛恨的事实：“我说一说武部六藏操纵伪满参议府会议的情形：１９４０年９月公布的所谓《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就是我当总务厅次长期间亲眼见到的。武部六藏当时向参议府副议长暗示说：'这次在火曜会议所通过的政策法令中，有《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它们对于日本继续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实行这两个法令，对于全满农民是有极大影响的，我相信在参议府会议上，满籍议员一定要有意见的，可是必须照原案通过。武部六藏对参议府副议长桥本所说的这些话，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实。这个议案后来提到参议府会议时，参议员于芷山提出质问说：'这两个法令如果付诸实施，在农民方面来说，能不引起他们的不安心情么？"审判员追问：“结果怎样？“谷次亨继续作证说：“那时出席该会议的武部六藏没等提案者主管部的答复，就蛮横地回答说：'政府方面已有适当的准备，决不能发生意外的情形。'接着。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即极力发表主张说：'既然政府方面已有妥善安排，我们应当信任政府的措施，可以照原案通过。'在他这一句话之后，谁也不敢再发言了。这时候，议长即宣告表决，结果毫无异议地照原案全部通过了。由于武部六藏操纵着伪参议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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