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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预备立宪的远期支票


  清廷为了敷衍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五大臣出国考察分为两途:一是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考察;一是由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考察。可怜这些大臣们并不懂国际知识,也不懂各国宪法,因此随五大臣出国的参赞衔江苏候补道熊希龄便出了一个主意,是考察归考察,而报告则请人捉刀。他的妙计是:我们匆匆忙忙到外国,来去仓促,不易搜集各国资料,同时各国国情亦不尽和我国相同,整理起来一定很杂乱,还不如延请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叫他写出整个轮廓,我们回国时就以之为蓝本,加以润色和整理,然后奏陈。熊这意见马上被五大臣所采纳,熊于是推荐杨度,五大臣也全同意,乃派熊先到东京,请杨负责撰写立宪的文章。当时中国人中有资格写宪法文章的,第一个是梁启超,可是梁是著名的维新派;第二是杨度,熊推荐杨度是很适当的。
  熊希龄也是北洋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是湖南凤凰县人,字秉三,早年曾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所创立的南学会,戊戍政变时以新党嫌疑被清政府“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但是常德知府朱其懿认为熊是一个人才,不但把自己妹妹朱其慧许配给熊,同时还聘他在西路师范传习所担任体操教员。湖南巡抚赵尔巽也很赏识他,以“兴学有功”奏请开复他的功名,因此清廷便派他为江苏候补道。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他以参赞名义随行。
  熊在法国巴黎曾闹了一次笑话,原来他们考察团是住在大旅馆中,有一天熊从外国回旅馆,匆匆忙忙回到自己卧房,推门一看,房间中睡了一个赤裸裸一丝不挂的金发美女。熊以为是做梦,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确是一个安琪儿,使他一时没了主意。他遐想到西方的文明,美女竟裸体奉献,这当儿床上的美女仍在海棠春睡,他乃轻轻走近床前,用手碰了一下美女的身体,想把她叫醒,并且细声地说:“女士,这是下官的房间,您为何跑了进来?若被外人见了,恐不方便。”这时女郎已悠然醒来,见到床前一位扁鼻黄脸,还有一条辫子的中国人,也大吃一惊,一面拉了一条毡子盖着自己裸体,一面嚷了起来,叫他滚出去。熊这时仍很礼貌地解释这是自己房间,两人言语不通,女郎叫了起来,全楼旅客都跑了来看,旅客中有一位是五大臣的随员梁鼎甫,一手把熊拉出房间,并向女郎咭咧咕噜地讲了几句洋文,大家才轰然笑了起来。熊仍莫名其妙。梁一面埋怨他,一面解释说:“您走错了一层楼了。这种大旅馆,每层楼的房间都是一样,每间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是一样,今天这个笑话闹得太大了。”原来熊住的是六楼,而他跑到了五楼,就进了同一样的一间房间。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字皙子,有个叔父杨瑞生曾任朝阳总兵,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曾做过杨瑞生的马弁。杨度曾应光绪廿七年(1901年)闰五月的经济特科初试。这次是光绪在保和殿御试,梁士诒(广东三水人)考中一等第一名,杨度考中一等第二名,这两人后来都是北洋时代兴风作浪的人物。这次发榜后,慈禧照例要打听一下状元的来历,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玑(湖南善化人)是个糊涂蛋,他顺口奏称:“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孙文的同县人,又和康祖诒(康有为的原名)名字末一字相同,梁头而康尾,定非善良之辈。”慈禧最忌的是维新派,一听之下,不分清红皂白,就取消了这次考试结果,还撤换了阅卷大臣。杨度因此逃往日本流亡,和范源濂(湖南湘阴人)被推为东京留学生会正副会长,并暗中拉拢张之洞。由于杨生性爱好政治活动,同时还有点钱,于是他的饭田町寓所便变成“留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当时和他过从最密的,有黄厪午(黄兴的原名)、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和杨笃生等。后来吴樾谋刺五大臣的炸弹便是杨笃生所手制的。就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人物而论,杨的才智和声势都很高,所以孙中山先生很想拉杨参加革命,曾与程家柽同访杨寓,杨却认为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主张君主立宪。大家谈得并不投机,可是杨度这时却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先生,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的结合,谁会想得到竟是洪宪鼓吹者杨度介绍的呢!
  当五大臣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后,把梁启超和杨度代笔写的考察报告呈给清政府。光绪卅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同意了这份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就慈禧来说,她是宁死也不愿见宪政这两个字,所以她只肯勉强地同意了“预备立宪”。
  光绪卅三年(1907年)清廷把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五大臣推荐杨度“才堪大用”,于是清廷就派杨度为宪法编查馆的提调。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清廷根据宪政编查馆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是和君主立宪派结下了血海深仇,他后来的地位也可说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换来的。如今立宪成为潮流所趋,甚至极端仇视新政的慈禧也不能正面反对,袁是个最会见风使舵的人,大势所趋他也不能不改弦易辙,因此他拉拢了宪政红人杨度做入幕之宾,自己也表现了热心推进宪政的姿态,加上他手中有一封张謇的长函,劝他倡行宪政,所以他也俨然成了推动宪政的领导人物。
  这时满族亲贵是极反对行宪的,袁世凯乃请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提出建议:行宪是清王朝万世一系的可靠保证,同时借此可以和缓革命危机,转移全国视线,因此最好由清廷延揽几个精通宪法的专家,在颐和园向满族亲贵开讲宪法可以救国的专题,让他们懂得这个道理,才不会反对立宪。慈禧接受了这个提议,袁乃推荐杨度做讲师,在颐和园开讲立宪可以救国。据说颐和园中讨论宪政和救国的大道理时,有位福建才子郑孝胥发出一个惊人的议论,他说:“我认为立宪救国,不如借款救国有效。”别人问他:“借款救国是什么道理?”他说:“这还不简单,我们向外国借款,他们穷了,我们富了,这不是救国了吗?”
  满族贵族始终认为推行宪政就会削弱君主的特权,同时又是给汉族揽权的机会,所以固执地反对。杨度虽鼓起了如簧巧舌也说不动他们。
  两位汉族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和袁世凯对于宪政的意见也不一致。张之洞是一个考据家,他要一套宪政大纲是能符合中国历朝制度,同时有历史根据的宪政大纲;袁则主张要能富国强兵,吸收东西各国优点的宪政大纲。这样一来,满汉大臣已不能协调,两位汉大臣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立宪声浪虽大,却找不出可行之路来。
  宣统元年(1909年)载沣当国执政后最难应付的,便是全国要求“立宪”了。这种要求已不似在慈禧时代可以用敷衍和推托便可了事,必须先把实行宪政的日期确订出来,因此清廷乃宣布在这年九月一日设立各省咨议局,以使立宪活动可以从地方开始,然后在九年内立宪。各省咨议局有点像今天省议会一样,不过议员都不由选举产生的,无论议员也好,议长也好,都是由地方的名流和绅士担任,如江苏咨议局议长是名重一时的南通状元张謇,湖北议长是汤化龙,湖南议长是谭延闿,山东议长是丁世铎,四川议长是蒲殿俊。
  咨议局的出现,使一般君主立宪派或者比较头脑进步的知识分子得到一种鼓励,认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不必通过革命的激烈手段,只要迫使清廷认真实行虚君实宪,把政权交给责任内阁,中国就有救了,东邻日本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因此他们联合各省咨议局,组成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清廷在首都所在地早日召开国会,他们用提前召开国会的办法,来抵销清廷九年行宪的拖延战术。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勉强地接纳全国召开国会的要求,成立一个中央的咨询机构——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一部分由皇帝敕任,一部分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由各省推选出来的资政院议员,后来在北京组成了一个“宪友会”,同时在各省咨议局设立“宪友会支部”,自此君主立宪派自己有了活动的团体,由中央到地方可以自成一系了。由于君主立宪运动成为当时一股激烈的潮流,大家都觉得只有早日行宪才能救国,因此宣统二年(1910年)冬天,中央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廷早日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于是清廷乃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由宣统元年(1909年)算起,到宣统五年(1913年)正式召开国会。这样让步仍不能缓和愈来愈烈的行宪要求,因此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宣布先设置内阁,派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作为是立宪的形式。内阁有13名阁员,其中满族占九名,掌握军事、民政、财政大政;而汉族只占了四名,掌握些不相干的部曹。奕劻在满汉大臣中地位虽很崇高,可是他却是出名的“贪官”,他有“庆记公司”之名,公然接受贿赂,不以为耻。
  换汤不换药,清廷只是想用假“立宪”来敷衍求变的广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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