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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袁世凯的真面目


  前面已叙述过五国大借款的经过和借款内容。这笔借款签定之日,正是宋案发展到最高潮时,因此使国民党人士对于大借款的反对,非常激烈。
  对于袁世凯来说,大借款成功有几个重要含意:(一)是解除了财政上的困难。民国成立后,政府最严重的困难便是财政方面,大借款虽然有各种限制,可是毕竟在许多方面的支出可以依赖这笔钱了;(二)民国成立后,迄未被世界各国承认,大借款签署后,袁领导的政府便和各国有了事实上的往还,袁可以骄傲地对国人说,外国人是相信袁世凯的;(三)有了钱就可以对付政敌,宋案虽下不了台,可是政治上是要讲实力,袁有了钱就可以收买军火、收买刺客、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换句话说,就可以放手对付反对他的人。
  在国民党来说,袁政府所签订的借外债条约,当然损失利权很大,何况袁事前既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规避国会质问,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清朝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于袁政府。尤其在刺宋案中得到洪述祖给应桂馨电称:希望大借款成功,可以执行替袁锄除异己的证供,所以反对得尤其激烈。
  反对尽管反对,袁却有必须达到目的的决心。袁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通电答辩中,就向黄兴说出很不客气的话,电云:“……黄先生为手创民国的元勋,一言而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这个电报言外之意,就是要国民党不必再进行反对,袁政府是决心要借这笔外债,有本事只管拿出真刀真枪来,看谁胜谁败。
  民国2年5月2日,袁世凯批准国务总理赵秉钧的辞呈,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由段来代理内阁总理,好像故意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个“战斗内阁”,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征服南方。
  段祺瑞这时才49岁,代理国务总理不过是几个月时间,袁好像故意让他来扮演一幕“喊打喊杀”的闹戏。果然在国会反对大借款的高潮时,5月5日段代总理率领很多武装士兵出席众议院,答复借款问题的质问。议员们看见了兵,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有几个议员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不是质问借款合同应不应该成立,而是要请政府注意,这个借款合同,依照手续,应该交给参众两院核议。”段上将很干脆地答复说:“木已成舟,无庸再议。”他说完之后便立即离开了众议院。
  袁在大借款已经有把握后,态度便公开激烈。2年4月7日,北京参谋部曾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辫子军统帅张勋,吩咐他们作好动员准备,以供必要时的调遣。这个命令都附带一笔是绝对保密,不可向其他人等泄露。张勋奉到命令后,就立即把若干客车和货车扣留下来,周自齐部见到辫子军擅扣车辆,以为辫子军要造反,也匆忙地拆毁了一段路轨以阻止辫子军南下。辫子军又错误地认为山东军是他们用兵的对象,乃加以监视,双方防区的接近地点竟发生了局部开火,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打电报分别解释,双方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这显示在大借款成立前,袁已安排对国民党用兵的军事准备,只等战费一有着落,炮声就会响起来。
  这期间的袁世凯,口中常挂着“乱党”名词,很显明的,袁口中的乱党就是影射国民党;又挂着“暴民”名词,所谓的暴民也就是暗指国民党党员了。而国民党方面对袁也不客气,以“国贼”回敬他。
  5月3日袁以大总统名义,通令严捕图谋内乱党徒:
  “……近阅上海四月廿九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各等语。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视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特此通令知照。此令。”
  同日又通令各省维持治安:
  “……近日迭接各处电文,语极离奇,淆人耳目。一为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函件,影射国务总理赵秉钧;一为五国借款告成,误认议院未经通过,并疑及监督财政,市虎杯蛇,深堪骇异。宋教仁被刺一案,业经赵秉钧通告说明,五国借款一案,亦由财政总长详细宣布,阅者酌理准情,当能了然于两事之真相。乃有不问是非,不顾虚实,竟将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一笔抹倒,凭个人之成见,强举世以盲从,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岂共和国民当如是耶?……为此通令各省督、民政长,通行晓谕,须知刑事案件,应俟司法机关判决;外债事件确经前参议院赞同,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此令!”
  袁世凯既然撕破了脸,公然向国民党寻衅,遂于2年5月15日,根据陆军部的呈文,下令取消黄兴上将名衔,同时嗾使陕督张凤翙、晋督阎锡山、直督冯国璋、奉督张锡銮、鲁督周自齐、豫督张镇芳、护陇督张炳华及提督马安良、护军使张行志等,联名通电,毁诋黄兴和赣、粤两督为:“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横行,甘为戎首。”张作霖则指责黄兴“倾覆政府,损害国体”。雷震春和赵倜则诬黄兴因争总统不成而捣乱。而袁本人公然正面攻击孙中山和黄兴。据5月24日《时报》所载:
  “袁向其亲信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右又是捣乱,左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尝不能平之!袁作此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可即说是袁慰庭说的,我当负责任云云。”
  袁有个习惯,他每次要有行动时,总要把北洋军搬出来炫耀一番,以达其先声夺人的目的。这时他也故计重施,采取了同一手腕,第一步骤是指使北洋军将领发表联合电报,痛骂以国民党为多数党的国会,对大借款问题无理取闹,不顾大体。第二步骤是专对黄兴,硬说湖北季雨霖叛变是黄兴所指使,张勋通电捏造黄兴派人到兖州运动军队,把黄兴说成是好乱性成的捣乱派。第三步骤是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张勋等联名通电:“枕戈待命”。同时北洋系组织了七省联盟以对抗国民党的四省联盟。在一片疯狂叫嚣中,有人建议由各省军人推戴袁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派倪嗣冲为安徽清乡督办,由河南向安徽边境进发;派毅军赵倜与第六师李纯两部集中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又派海军舰队游弋于九江上下游一带,其目的在进攻国民党控制下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5月15日取消黄兴上将头衔,6月9日免江西都督李烈
  钧职,6月14日免广东都督胡汉民职,6月18日令粤汉川汉铁路由交通部直辖,准督办岑春煊辞职,6月30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江西、广东、安徽省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而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又都是国民党党员。
  袁的这些行动,显示他已和国民党正式破裂,大局至此,遂不可收拾。
  袁和国民党决裂后,举足轻重的是湖北的黎元洪。黎虽举足轻重,但他一直为国民党人所轻视,自张振武案后,更为国民党人所不谅,因此,在这两大势力之间黎必须选择一条路。由于张振武案他已入了袁的网罟,所以他在这战云弥漫时,向袁递上一道降表,中有:“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拄搘,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袁给黎回电,极尽敷衍:“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亦不赦。”
  这一对冤家,后来又变成了儿女亲家,现在则互相发誓以强化互相勾结。袁、黎两人的勾结对于袁这次用兵的成败,是一个大关键。因为湖北居中国要冲,是南北战争的枢纽地带,黎元洪的倾向可以成为双方胜败重要关键之一,黎元洪既然敞开大门让北洋军进入湖北,所以第六师得以安全迅速地通过武胜关,一步一步移动到“长江之腰”的田家镇,矛头指向江西。
  在6月9日袁撤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时,就同时发布命令,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事,以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升授中将,以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加中将衔。欧阳武和陈廷训都是江西将领。
  袁的这道命令相当狠毒,用黎兼领江西都督,不但是眼前的借刀杀人计,而且也是未来的调虎离山计。因为目前这么做,使国民党更恨黎元洪,黎势必只有一面倒向袁的怀抱,待经过一段时间后,便可再发布一道人事命令,命黎专任江西都督,而免去其湖北都督的兼职,使黎离开他的根据地武昌。黎虽号称老实人,可是在对他自己有切身利害时,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坚决不肯“兼领”,并极力保举欧阳武继任江西都督。
  黎既然表示拥护袁,于是乃致电黄兴和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电云:
  “……元洪与诸公,昔为生死患难之交,今为唇齿辅车之势,感赴援之厚谊,杯通好之真诚,区区此心,万不至舍旧谋新,去近图远。惟外观世局,内审国情,但知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为宗旨,不忍南北稍形决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茧裂,强敌剖分,民国不成,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元洪恃在夙好,敢贡罪言,情尽于斯,尚祈矜察。”
  黎虽然向袁递了降表,可是促成袁、黎结合的,不能不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章炳麟,一个是饶汉祥。
  刺宋案闹得下不了台时,章曾给袁一函,其最后一段是:“诚能决心以去宵小,推诚以待人才,保全倡义之元勋,倚任武昌之夹辅,何不乐为?”这倚任武昌之夹辅,就是强调袁必须和黎合作。以革命时期曾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又有“民国弥衡”绰号的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在湖北人心目中,不失为一个偶像,他的言论毫无问题是有极大影响力的,他独独垂青于袁,兼及黎氏,这种无形中的宣传力量,是能够使人盲从的。
  至于饶汉祥,其声望虽次于章炳麟,但信用较好。他是黎夹袋中重要人物,原籍湖北广济,曾以举人游福建,辛亥年不得志而归,住在武昌斗级营小客栈中,穷得只剩一条寡裤带,有人向黎推荐,遂成为黎的文胆。民国元年11月,黎任饶为内务司长,但国民党人不喜欢他,骂他是“瘾君子”,他连气带吓,跑回原籍,行前给黎留别信有句:“昨日一朵红云,从空中飞下,譬如乞儿得平天冠,几至惊惧无措。汉祥一念既寒,前缘俱寂,无妄之祸,愚者不取。已星夜束装归里,如有复我者,有如此水!”饶躲在乡下,黎派员持手书慰问,使饶深感黎的高厚,更把国民党恨之入骨。民国2年6月19日,黎命饶代理民政长,9月25日改为署理,不料湖北省议会也一致反对,饶又气返乡下,又做了一篇“万缘俱寂,有如此水”的文章。饶鉴于省议会对他不好,他乃想到北京游宦,他提议本省人不做本省官,袁借此大为嘉奖,因之饶便更趋向袁了。
  民初黎当选副总统时,饶代他拟通电,有:“元洪备位储贰”一语,后来他任民政长,下车文告有:“汉祥法人也”一语,当时有人以此二语撰成一联,是:“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一章一饶,由于他们推波助澜,使袁、黎的结合,便更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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