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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杨度和筹安会


  袁的帝制活动,有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支持。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袁搬出这两个洋才子,是有深意的。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竟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那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而有贺长雄主张中国改行帝制,有贺是日本法学家,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则亦将步武日本为亚洲强国了。至于一个中国才子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在袁的智囊中,代表新派,他自认是袁袖中的一张王牌,不料袁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真是一肚闷气。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越做越无聊,民国3年4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老袁的智囊一变而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这时袁身边最接近的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杨所介绍。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则专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的意图完全了解,乃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3年5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袁初意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丁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袁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袁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却愿意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大家遂叫他们为“洪宪六君子”。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大学士。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收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到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因在武汉参加钦知会而被捕。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自封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他为山东都督,袁上台后,派他为陕西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
  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胡瑛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甘与鸟兽同群。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胡瑛和孙毓筠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糟蹋了自己,错过了留芳机会,变成了遗臭人物。人的际遇真是难说。刘师培原名光汉,在清末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士,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4年袁畀以公府咨议。他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
  严重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政府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先后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他对于翻译工作有一种概念,认为应该求“信”求“达”求“雅”。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不过却瞧不起同乡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清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他说:“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民国成立后他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袁要称帝前,想找几个大名流来支持,先找梁启超碰了钉子,杨度乃主张找严,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严冷冷地答:“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他只觉得有点茫茫然。
  李燮和早年是求是学堂的学生,曾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4年8月上旬,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这好像是帝制的先鞭。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老袁,以洗刷袁一忽儿赞成共和,一忽儿改行帝制,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为;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显地表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做官的趋炎附势,为保持禄位,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组织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系梁士诒派所组,不肯依附于杨、孙。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然而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进”,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虽是假的,却假戏真做,因此,它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则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
  筹安会成立后引起了各方反对,在袁看来这些人都是不识时务之徒。如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文:“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剀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遽更改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
  袁世凯向人表示:“欧战发生后,国际情势已变,墨西哥之乱,可为寒心……我以大总统之地位,实难研究及此;但学者开会讨论,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我个人既不想做皇帝,又不愿久居总统之位,洹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他们主张如何,均与我不相涉。……此举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
  筹安会成立之后,原定计划是组织各省代表前来北京,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但因为参政院要在9月1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因此只好改由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均由筹安会代拟。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筹安会自成立到组织请愿团,前后不到10天,袁一生中所玩的政治把戏,这一幕是最拙劣而幼稚的了。
  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参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如下: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这是一篇半推半就的妙文,袁明白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因此他授意参政院另献制造民意的文策。
  筹安会的成立,虽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个机构本是一个研究国体的机构,所以除了国体论战而外,反对的人也是循法律途径,希望政府解散这个团体,没有其他的实际行动。最有趣的,是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他辞去国史馆长回湖南老乡,杨度觉得自己这一杰作如果没有老师捧场,似乎美中不足,因此发生了以下的一幕。
  4年12月15日,王闿运由衡州来电去:
  “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闿运叩。删。”
  袁即日复电云:“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
  世凯。”
  各省的劝进电都没有得到袁的复电,只王闿运一电有复,趋炎附势之徒惊为异数。其实据说这封劝进电是假的,因为王闿运已届八十有五高龄,自不会缘木求鱼。实在是被他的得意门生杨度偷奸一次。
  筹安会成立先后只有两个月,开始时轰轰烈烈,趋炎附势之流争相攀附,迨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出现后,筹安会声势大减,于是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电云:
  “筹安会之设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今国体问题,已待决于国民代表大会,以全国民情向背论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国体,当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意。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国体,并在立宪政体。盖国体必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为立宪,始有一定之法制。无一定之元首,何以拨乱?无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今者国体之解决匪遥,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时机,加以讨论,务求国体解决之后,宪政即随而发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国国是,从兹大定。然宪政端绪,至为繁复,外观世界,内审国情,自宜早事研讨,以供上下之采择。今据会员多数之同意,决定将筹安会名义改为宪政协进会,所有本会中组织及一切职员,并各处加入讨论之代表,概仍其旧。特此宣布,邦人诸友,幸共图之!宪政协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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