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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血祭黄花冈


  广州起义的日期预定于4月13日。但是,4月8日,从马来亚归来的温生才擅自行动,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
  温生才被捕就义。
  《可报》对刺杀孚琦的温生才烈士公开表示赞扬。清政府对《可报》本来就很嫉恨,因它是咨议局办的,苦于没有把柄,奈何不得,现在便借题发挥,以“恐莠言之乱政,禁邪说之惑人”,以免“片纸风传,一倡百合”为借口,勒令《可报》永远停版。
  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黄兴于4月23日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
  广州城内谣传:革命党人在4月底前举事,粤督张鸣岐对起义已有所闻。4月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守卫观音山高地。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讯大惊,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但参与选锋的喻培伦、林时塽等深恐事情败露,无法再举,故坚决反对。黄兴再三思考,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于是黄兴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港的选锋队勿来广州。
  但是,喻培伦、林时佺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再三深思!”
  喻培伦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他更是激烈主张按期起义:“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你们四肢俱全,难道还不如我这个残废人吗?”
  这一番话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集合三四十人围攻督署;杀掉张鸣岐。
  4月26日,李准从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属巡防三营入城。据说,其中10名军官中,哨官温带雄等8人热心革命,一人中立,仅一人反对革命。陈炯明闻讯,由惊而喜立即改变主意,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4月27日按期起义。黄兴也很受鼓舞。革命党小东营会议因此决定:在广州的500人“选锋”兵分4路,于27日下午5时同时发动。
  黄兴立即给胡汉民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这份27日起义的电报,直到26日夜间10点钟才传到香港。此时尚有300多“选锋”滞留在香港,200多枝枪还在香港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启航。
  香港统筹部的赵声主张:所有300多“选锋”携带武器次日搭早班船去广州,上岸时若被查觉,即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但是,胡汉民和刚从湖北来到香港的谭人凤反对,他们提出: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人乘晚班船去广州。于是,香港统筹部急电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日。谭人凤和黄兴之子黄一欧乘早班船去广州。赵声、胡汉民带领300“选锋”搭乘晚班船去广州。
  陈炯明接到香港统筹部的电报,即派马育航向黄兴汇报,主张延期一天起义。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谭人凤到达广州起义机关时,黄兴及其选锋队伍已经准备就绪。谭人凤未能说服黄兴推迟起义日期。
  4月27日下午,黄兴命令在广州的“选锋”队兵分四路:黄兴率领第一路进攻总督署。姚雨平率领第二路进攻广州小北门,骙已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新军进城;胡毅生率领第三路守大南门;陈炯明率领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以便该所200名学生投入起义行列。陈炯明擅自主张,通知胡毅生起义改期。胡亦抱消极等待情绪,以拒发枪械来作抗拒立即起义的表示。由于上述原因,第二三四路没有及时发动,只有黄兴率领的第一路按时进攻。
  黄兴等决意起义,他们精神奋发,不少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写下遗书。
  林觉民在给他怀孕的妻子的绝笔书中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方声洞给父亲的绝笔书:“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但望大人以国事为重,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廿有六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死中救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4月27日下午4时许,黄兴、朱执信、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等人率领130名选锋,臂缠白布,脚穿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全体集合。
  众人见喻培伦也来到这里,不同意他参加战斗,劝他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技术传授给同志,这比参加战斗更重要。但是,喻培伦道:“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会制造炸弹,现在做好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
  又有人劝道:“不少你一个人嘛!”
  “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人都强。”喻培伦有些生气地回答。
  黄兴慷慨激昂地作战斗动员:“清政府从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百姓,弄得中国暗无天日。如果不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推倒,亡国之祸,即在目前。革命,是救国的唯一良方,是我们的天职,要靠我们富有热血的男儿,不顾一切,抱着牺牲的精神,才有办法。只要我们肯牺牲,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同志们,努力吧,革命一成功,我们就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和清政府的压迫,大家都可以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身穿白长衫的朱执信,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从外面跑过来,要求参加战斗:“我愿跟黄胡子去拚命!”
  有人笑道:“你穿着长衫,怎能冲锋陷阵?”
  朱执信瞪了那人一眼,立即取出剪刀来,将白长衫的下半截剪去,双手拿着两个炸弹,站队待命。
  年已半百的谭人凤向黄兴要枪。黄兴瞥他一眼,婉言拒绝:“先生年高,还有事要你去办。这是决死队,你不必参加了。”
  谭人凤顿时满脸通红,高声责备黄兴道:“你们敢死,难道我谭人凤独怕死么?”
  黄兴微微一笑,无可奈何,只得发枪给他。
  谭人凤并不懂枪术,拿过枪来,马上误触扳机走火,把众人吓了一跳,幸好尚未伤人。
  黄兴不待谭人凤解释,一把将枪夺回,连声说道:“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谭人凤摇头叹息,只得埋怨自己。
  黄兴身穿雪青色纺绸短衣,双腿扎布,双手持枪,威风凛凛,神采奕奕。他看看手表,指针正指在5时30分,便立即发出命令:“各位同志记住:胆要大,心要细。时间已到,向督署进攻!”
  司号员拿着用海螺做的号,吹响了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向前。
  督署东西辕门驻有一连卫兵,正在吃晚饭,起义军冲来,大喊道:“我们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举义,举起手来!”
  清军卫兵面面相觑,有的企图拔枪反抗。起义军枪弹齐发,当即击毙卫队管带,冲入二门,与清军卫队对射,所向皆摧。
  黄兴双枪连连射击,弹无虚发,迫使卫兵弃枪请降。
  朱执信却将平日文弱的姿态抛到九霄云外,勇敢地冲锋陷阵,显示出十分机智勇猛。
  黄兴、朱执信、林时塽、李文甫、严骥冲入私寓,分头搜索张鸣岐。
  喻培伦、熊克武等从督署后门进攻。三天三夜因赶制炸弹未合眼的喻培伦,身负一箩炸弹,双目炯炯有神,抛出两颗十磅炸弹,“轰隆隆!”督署后墙炸开两个大洞。起义军战士冲进去,喻培伦高喊:“活捉张鸣岐!”
  张鸣岐正在督署同司、道官员议事,听到警报,连忙穿过后壁,转入水师行台。
  黄兴见张鸣岐等官员已逃跑,下令纵火,焚烧督署。
  起义军出了总督署,行抵东辕门,同清朝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林时廪向前劝降:“我等皆汉人,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不料突然中弹而死。
  刘元栋、林尹民等5人相继中弹身亡。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黄兴举枪射击,连连击毙数人,他右手中弹受伤,断中、食二指。一臂已废的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敌人见之,无不丧胆。
  起义军兵分三起,分途进攻。战火迅即蔓延全城。黄兴带领10人,打算出南大门,在途中与巡防营相遇,接火后,因寡不敌众,败北。黄兴避入一家已歇业的绸布店,更换衣服而出,奔向珠江南岸郊区的一个秘密机关。那里的女同盟会员徐宗汉给他包裹伤处,安全地把他护送去香港。以后,黄、徐结为夫妻。
  朱执信随黄兴转战到双门底,从牺牲的同志手中拾起一枝枪,继续战斗。他手、胸负伤,鲜血淋漓,竟不理会,直到子弹打光,队伍散了,他才避入方言学堂学生林云陔家中,等到大南门、大平门开放,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搭船前往香港。
  方声洞等一队起义军驰攻督练公所,方中途饮弹牺牲。
  陈炯明等人在黄兴发动起义时,却逃出城去,接着又逃回香港。
  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林时塽、方声洞、罗进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共计86人。
  胡汉民、赵声率领300“选锋”赶到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遂大哭而归。赵声不久便忧郁谢世。
  事后,收殓在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72具尸体,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后改名为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
  此乃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即后人所称的辛亥(1911年)广州起义或“黄花岗之役”。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黄兴在香港见到陈炯明,甚为气愤,对亲近同志说:“竟存此人,不足与共大事,观其眸子,足知其阴险,须亟除之,免为后患。”
  陈炯明在大事面前,专擅自为,见危却步,其后果是极严重的,理应除之。但是,他在新败之后逃到香港再图革命,许多同志认为应给予他悔过立功的机会,不同意黄兴的处置办法。此事也就作罢。
  谭人凤和居正在黄花岗起义之前,被黄兴派往长江流域,组织起义。
  谭人凤,号石屏,又号雪髯,1860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36岁以前尚在乡村教私塾,未能研究时事政治,后遇友人谈论中外大事,竟瞠目无以应对,愧恨难当。先参加反清复明的哥老会,被推为龙头,后结识黄兴,入华兴会。44岁参与黄兴等谋划湖南起义,事泄后回乡以创办“福田小学”为名,设立革命机关,联络会党。后任新化中学堂监督。因招纳宝庆会党起义残部事泄,逃往日本,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年纪最长者。他为人耿直,仪表威严,热心实干,讨厌清谈,对孙黄多有批评,独崇宋教仁为俊杰。萍浏醴起义爆发,他受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国策应。未果,重回日本,入法政学校学习。后参加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夏在日本东京的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上,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这是黄兴派他回来组织起义的原因。
  居正,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1876年生于湖北广济县。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31岁在东京参加发起共进会,次年赴南洋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返回日本,与宋教仁、谭人凤等筹设中国中部同盟会,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旋归国。
  谭人凤同居正来到武汉,与《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以及孙武等人见面,商量运动新军的事情。
  孙武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1879年生于湖北汉口,原名葆仁,字尧卿,号梦飞。18岁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21岁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被举为岳州司令。25岁加入科学补习所,负责联络军队与会党。事泄,逃往日本,学习海军。回国后加入日知会。28岁再度赴日本,参加组织共进会,被推选为军务部长。归国后仰慕孙文大名,佯称是孙文之弟,为孙文所派,来武汉领导革命,即与彭楚藩在武汉建立湖北共进会,组织革命力量。次年到香港,加入同盟会,不久便回武汉。
  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质存。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次年到武汉,任《商务日报》总主笔,宣传革命。《商务日报》被清廷武汉当局查封后,又筹办了《大江报》。
  谭人凤开口便道:“事情紧急。黄兴指示:孙中山先生赴美筹得款项,拟在广州再图大举,定由革命同志组成800选锋,分四路攻取总督署、水师提督署、将军署和督练公所,运动巡防营响应,待得手后,黄兴率一起义军入广西,赵声率一起义军入江西,命我率一起义军入湖南并联络各处。我此来即要亲自联络两湖革命同志。诸位同志应急努力,届时响应。湖北由居正负责,我即赴长沙联络,月底须赶回广州参加起事。”
  他们商谈之后,谭人凤提出去武昌监狱中去看望胡瑛。胡瑛年纪甚轻,却已是同盟会的老同志。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1904年,他和两湖革命志士们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即投入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把革命团体设立在新军内部,在新军中吸收革命党人,扩大革命组织。当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他参与组织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醉心暗杀,先后参与谋刺兵部侍郎铁良,后与吴樾刺杀清廷出洋五大臣,逃亡日本留学,适逢同盟会成立,成为第一批会员,后奉同盟会之命回武昌策动日知会响应湖南萍浏醴起义,事败,与日知会主持人刘静庵、张难先、季雨霖等9人被捕。原拟斩首,却改为终身监禁。胡瑛才气纵横,易于接近,他便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把狱吏争取过来,狱吏因而给了他一定自由,允许他与外通讯,接待革命同志。革命志士詹大悲、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常来看望送钱。老狱吏谈国华觉得胡瑛绝非寻常之辈,终有扬眉吐气之日,便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姑娘便天天来狱中为胡瑛操持琐务。胡瑛喜结良缘也。
  谭人凤、居正、孙武、詹大悲等来看胡瑛,见胡瑛果是衣冠整齐精神健旺,深觉放心。谭人凤便把将在广州举事告诉胡瑛。孙武便道:
  “我党在广州失败多次,为何又在广州起义?”
  “此事是孙中山总理指示,南洋诸同志也不甘心,狂热要再作此一举。”谭人凤说完,看了孙武一眼。
  孙武对孙中山专心在广东省起义,而对长江流域的起义在经济上不给支持颇为不满:“武汉为中国九省通衢之地,且又有基础,为何不在武汉举事?我代表湖北共进会发表意见,过去革命是运动士官,结果感到他们腐化消极;后来是联合会党,又感到会党思想不纯,不能用武。现在是运动新军士兵的时候了,武昌是新军集中之处,又有工业基础,将来武器供应不用发愁,汉口商业区有无尽之饷源,水陆交通又十分便利,一旦发动,即可震动全国,加上湖南支援,可无后顾之忧,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可堵清军南下,东南半壁江山,传檄可定,北方各省,可从容布置,而民众反满情绪十分高涨。凡此种种,皆非濒海之广东可比,实应在武汉首先发动。”
  谭人凤此次奉黄兴之命,携带2000元回湖北、湖南组织当地起义,与广州起义相呼应:“总部计划既定,即如此行事为好。”
  孙武继续同谭人凤争论,居正默不作声,还是胡瑛道:
  “广州与武汉同作准备,以后看情况再定。”
  胡瑛是同盟会老会员,又同黄兴关系密切,当地革命党人都很尊重他。谭人凤和孙武便听从了他的劝告。谭人凤拿出了600元给居正,又拿出200元给孙武,让他们用这些钱从事革命活动。
  湖北省有两个重要的革命组织,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这两个革命组织,都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
  科学补习所便是湖北的第一革命组织,1904年7月由青年学生吕大森和青年军人刘静庵等人在武昌建立,所址设于武昌多宝寺街,会员共计40余人,推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时功璧、宋教仁、曹亚伯分任文书、宣传等职。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借研究科学为名,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后因华兴会计划在长沙起义事泄,清政府发觉科学补习所与谋,下令搜查,幸事先有备,未遭破坏。但“科学补习所”这个名称不能再用,次年2月,刘静庵、曹亚伯等人组织“日知会”继续活动。
  “日知会”的名称,来源于武昌的美国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日知会内分设干事、评议两部,推刘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冯特民等为评议。会员共计100余人,分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以军界为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萍浏醴起义,该会准备响应,被清政府发觉,刘静庵、胡瑛、季雨霖、张难先等9人被捕。领袖们被关进监狱,使湖北革命运动一时受挫。至1908年夏,日知会成员再趋活跃。7月26日,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亚东等人在武昌建立军队同盟会。
  军队同盟会吸收400余人,多属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公推任重远为总干事,主持会务。并创办《通俗白话报》,由陈少武主编,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为防止泄密,议决不定会章。后被清政府发觉,《通俗白话报》被迫停刊,任重远逃往四川,会务遂告停顿。12月改组为“群治学社”。
  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黄申芗、杨王鹏等人继日知会之后,将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设社长一人,文书二人和评议员若干人,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他们在1909年接办了汉口的《商务报》,作为他们的机关报,宣传鼓动革命。1910年春,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黄申芗等准备武装起义,因清政府发觉,《商务报》被查封,群治学社亦被迫停止活动。不久,改名为振武学社。
  振武学社于1910年9月由群治学社改组而成。吸收社员240余人,推杨王鹏为社长,李玉如为文书兼庶务,设干部会,由新军各标的革命分子派代表参加,以蛇山蕲春学社作为各标、营的联络机构,借“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为防止泄密,各营不能互相联系,营代表只能承标代表之命。该组织被新军协统黎元洪觉查,派施化尤为队官,秘密侦查,开除杨王鹏,李玉如等人的军籍。社务遂由蒋翊武接替。
  蒋翊武原名伯夔,1885年生于湖南澧县。18岁入常德师范学堂,因谋革命被开除,奔走于沅、湘之间,结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他20岁时打算去日本,但在途经上海时病倒了,病愈后便入中国公学读书。不久他遇见了同乡、同盟会员杨卓霖和刘复基,同他们一起创办《兢业旬报》,宣传革命。蒋翊武经刘复基、杨卓霖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蒋翊武随刘复基回武汉入新军,并参加群治学社。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后,仍为社员。次年,刘复基、詹大悲、蒋翊武等人以振武学社已暴露,商讨改名为文学社。他们借新年团拜之机,由詹大悲以《大江报》名义发出请柬,邀请潜伏在新军的老同志聚首武昌黄鹤楼,正式成立文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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