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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东山再起


  慈禧归天,袁世凯回家,预备立宪继续。载沣根据以前的安排,令各省成立谘议局。各省谘议局议员数目不等:最多的是顺天府与直隶,议员有140人;最少的是吉林、黑龙江、新疆等省,只有30人。那议员资格只有立宪派绅士才能获取,谘议局议长角色,自然都是有名的新派绅士,江苏张謇,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浦殿俊,山东丁世峰,浙江汤寿潜、陈硚宸,陕西郭希仁等等,都是活跃人物。
  张謇、汤化龙等,曾联合各省立宪团体,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提请清廷早日召开议会,清廷暂定9年后立宪。各省谘议局成立,张謇为首,邀请16省议员代表到上海集会,提出9年时间太长,请求两年内召开国会。他们赴京请愿,摄政王载沣回绝。1910年,各省谘议局和各地商会等社团代表,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两次赴京请愿,清廷宣告成立资政院。
  资政院有200名议员,一半是摄政王钦定,一半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经督抚核定,称为“互选议员”。钦定议员有宗室王公世爵48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其余是硕学通儒或纳税多额者。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每年开一次议员会议。
  要求召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高,载沣只得把预备期由9年缩短为3年,并答应立即组成新的内阁。载沣被迫答应,却又很恼怒,令民政部将各省赴京请愿团即日解散。
  那立宪派人物也有靠山。以云贵总督李经羲为首的18省督抚两次联名打电报给清廷,主张内阁与国会同时设立。那些洋人以为袁世凯是新政的领头人,为袁被开缺回家不平。袁党势力雄厚,尤其是北洋6镇,上下军官是袁一手提拔,自成体系,别人难以插足。载沣很是害怕权力被立宪派人夺去,急忙成立一个内阁。原来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改称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新内阁13个大臣,满人8人,皇族5人。这哪里是立宪,不过是原班人马更换了名字而已。但那立宪派对此却无可奈何。
  既然朝廷不愿剪掉辫子,脱下朝服,让权于民,那些革命党人愤而起义,这便引出16省市武装起义,宣布脱离清朝政府。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朝政府内部立刻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能负责作出决断。身居最高位的摄政王载沣,素性懦弱,遇事优柔寡断,仰仗他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决难胜利。那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贪婪无能,只知搜刮钱财。掌握兵权的军谘大臣载涛和毓朗、陆军部尚书荫昌等,都是些缺乏实际办事经验的绔绔子弟。调兵遣将,是军谘府职责。载涛作为秋操阅兵大臣正留在直肃永平,总监两军举行大操,留守京师的毓朗接到湖北发来的告急电报,一筹莫展,迟疑了半天才说:“这是内阁的事,我们不用管,让内阁去办吧!”
  奕劻召集内阁会议,决定由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命海军提督萨镇冰抽调军舰驶入长江赴援。
  荫昌奉命督师,十分勉强,他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争,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调为难。他身穿袍褂,脚蹬一双长统军用皮靴,摆出一幅三花脸姿态,走进军机处,当众高声嚷道:
  “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呢,还是用脚去踢?”
  众人见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这副形象,未免荒唐儿戏,却不知他说的是老实话。
  奉命调往湖北的陆军两镇,即第4镇和第2镇第3混成协、第6镇第11混成协,都是北洋陆军的精锐。但这些部队都是袁世凯亲手训练出来的。第4镇统制吴凤岭以及不久继任的陈光远、第3混成协统领王占元、第11混成协统领李纯都是袁世凯的心腹,素来只知有袁宫保,不知遵他人命令。
  荫昌率领这样的军队去汉口外围同起义军作战,没有多大进展。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又有湖南、陕西、九江相继独立,清廷慌了手脚,即令被开缺回籍养疴的袁世凯出山。
  摄政王载沣召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载泽商议。奕劻、那桐、徐世昌同袁世凯关系密切,提议起用袁世凯。载沣不语,片刻,奕劻又道:
  “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各国使馆,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
  载沣很不放心,道:“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
  “这个不消说。”
  载沣蹙额:“你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的办。但是,你不能卸责。”
  尽管袁世凯被罢黜家居,他的潜在势力却丝毫不减。他所以能够操清室政局,而别人莫可奈何,6镇新军实系根本。清末练新军时,以北洋6镇配备最好。枪炮弹药,皆最新购自外国,效能极强。各省新军名为洋枪洋械,但与北洋相比,则又多系粗劣旧械,故实力相去甚远。北洋6镇兵源选择极严,兵士之体格、文化,皆有一定标准;而各省多系旧兵改练,即新招者亦未经严格甄别。北洋选聘外国知名军人充当教习,尤其中下级军官熟习新操新制;各省之新军训练敷衍塞责,且没有强者作教习。北洋6镇军费充沛,官兵军饷较他省为高。袁世凯苦心经营的,只有袁宫保的北洋6镇军队,使他居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多年来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又出任过外务部尚书,长期掌管清朝对外交涉事务,同帝国主义列强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精明干练和讨好列强,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器重。他被罢黜后,列强们仍一直对他寄以极大的希望,强烈要求启用袁世凯。武昌起义爆发后,驻北京的各国使馆发出“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
  袁世凯同立宪派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通过唐绍仪、梁士诒、杨士琦、周学熙等将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控制的铁路、航运、电报、煤矿等事业夺到自己的手里。他又支持立宪运动,在一些人中博得“开明”的声誉。他罢黜家居后,对他存有芥蒂的立宪派领袖张謇曾去拜访过他,两人通宵畅谈。张謇临走时,袁世凯用亲切的口气对张说:
  “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
  张謇同袁世凯的关系更加密切。张又是在南方有相当大影响的人。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深知清廷对他有所疑忌,他的行动十分审慎。有人劝他乘时而起,依靠自己的实力,取清朝而代之。但他一则因清发迹,所谓“世受国恩”,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落个不好的名声;二则旧臣尚多,亦具有相当势力,北洋旧部尚未作充分准备;三则革命党人领导各省起义,民气发展程度尚未看透。他与革命党两军相对,内部不完全统一,想取胜有很大的难度。
  清室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着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他却并不立刻出山,而奏称:“旧患足病,乞今尚未痊愈。”以此作为拖延时日的借口。袁世凯的目的是要更多的权力。荫昌作为陆军大臣在前线督师,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他节制调遣,袁世凯自然也要受荫昌的指挥,不仅难以有多大作为,而且为人火中取栗,将来自己的结局依然难测。袁世凯看准了这一点,自然是不会迅速赴任。
  清廷无奈,只好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给予湖北军务全权。袁世凯遂将冯国璋率领的第1军、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全部掌握在手中,才“旧患足疾”霍然痊愈,从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师猛攻,于1911年11月1日攻入汉口。
  袁世凯在清政府的声望顿时陡增,清廷不得不把他看作唯一可资倚靠的南天柱。庆亲王奕立即辞去内阁大臣职务,袁世凯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但袁世凯仍不立即北上就职,他要确实控制北方局势后,才去北京。11月4日,他派人到石家庄刺杀了第6镇统制吴禄贞。
  吴禄贞字寿卿,湖北云梦人,素抱革命主义,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留学日本,就读于士官学校,参加过兴中会,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曾先后任武昌普通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新疆伊犁监督差使、东三省军事参议、延吉边务帮办及督办、陆军协都统、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又被派往德、法两国考察军务,回国后任第6镇统制。武昌革命事起,警报频传,因之雄心勃起,血肉为跃,愿为革命,以牺牲其生命,乃拟起事于北方,树数尺之白旗,振臂而起,期于嗟咄之间,推倒满洲政府。不久,山西起义,吴禄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奉命率第1镇1协及第6镇第12协开赴石家庄,转进山西。吴禄贞认为这是实现革命抱负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到石家庄以后即派参谋周维桢、何遂与山西革命志士筹划革命大计。
  阎锡山由于清军迅速移兵石家庄,而且力量比较强,他正在为难间,忽有清军第6镇参谋周维桢等持吴禄贞亲笔函求见。函的开头第一句话即说:“我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继而又说:“革命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东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
  由于吴和阎都是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吴早阎数年毕业,为前后同学,阎深知其归国后,积极努力于革命工作,故当时即拟以同意复之。但是,参谋人员想得比较多,疑其有诈。阎锡山说:
  “他亦为同盟会的盟友,岂有骗人的吴寿卿乎?”
  参谋人员则坚决主张请吴到太原面商。而且认为,必须于吴禄贞合歼当地旗军后,才能组织燕晋联军。他们说:
  “吴将军先令旗军攻固关,晋军击其前,吴军击其后,旗军歼,燕晋联军之举自可实现。”
  于是,阎锡山立即复函,请吴到娘子关会面。
  阎锡山又派参谋职位的士官同学仇亮促吴进兵,并在电话中与吴禄贞开玩笑道:
  “将军为巡抚所动了罢!”
  吴禄贞答道:“这是哪里话,我们应该当面谈谈,共罄所怀。”
  阎锡山立即约吴到娘子关,吴概然允应。
  11月4日,吴禄贞与吴鸿昌、参谋何遂依约而来。阎锡山及温寿泉、黄国梁、赵戴文、姚以价、马开崧也乘火车准时到达。秘密会议立即进行,吴道:
  “清室授我为山西巡抚,是一种笼络手段,我决不就任。我们共同站在革命立场上,亟愿与山西携手。我们眼前事,山西很要紧,可能山西光复,中国就光复,重要在于起义的是时候,能使清廷震动。袁世凯是中国第一个毒东西,他现在湖北孝感指挥作战。袁如回到北京,掌握大权,革命就有很大危险。我们现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破,山西的重要可想而知。还有,山西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堡垒,将来中国万一对外有事的话,海疆是不可靠的,山西要负很大责任,所以山西这个后方的堡垒,也要好好布置。
  “我是老革命党,你可能不知:你山西军队情形与革命发动情形,我一概尽知。你千万不可游移,怀疑我想做山西巡抚,你太小视我了。我是同唐才常起义的失败者,我曾加入兴中会,组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起事失败,你可放胆同我合作,我不会骗你。”
  阎锡山立即赞同他的看法。吴禄贞只带少数参谋人员进入山西革命军防线之内,充分表示了他的诚意,也使阎锡山的幕僚人员均释疑虑。会晤中还讨论了斗争策略。吴禄贞道:
  “现时清军力攻武汉,第6镇兵与山西兵南下合击清军,为武汉民军后援是为上策;第6镇与山西兵北伐,直捣燕京,夺满廷巢穴,是为中策;第6镇兵与山西兵连营占领石家庄,守山西要隘,断满虏粮道,是为下策。上中二策,恐不能霎时办到,暂可缓图,先以下策着手。”
  阎锡山认为这种策略适合情况,非常赞赏。于是,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决定组织“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阎锡山答应派出两营兵力,进驻石家庄,听从吴禄贞指挥,共同作战。
  吴禄贞又道:“我已有电约张绍曾赶速定期会师,直捣北京,推翻满清,成立民国,使革命早日完成,已得张复电同意。惟近日最可虑者为袁世凯,我有深报,此公野心勃勃,大肆活动,如彼出山到京,革命前途障碍最大。现在他尚在沉机观变。以吾所料,此公必出。北洋新军中他的党羽不少,他若就任内阁总理,或督兵大员,旧军中他的丰沛子弟尤多,鸡犬飞升,将是另一个局面,革命前途,三年五载难期成功。我之所以主张速会师都门竟此全功者在此,诸君以为如何?”
  当吴禄贞问到何时行动时,阎锡山道:“第一列军车,随君而后即开。”
  吴禄贞为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而不断放出烟幕弹,不断制造向晋军进攻的假像。11日,他亲赴井陉,督师进剿,占领蔡庄,革命军退守滑驴岭。12日,与革命党接战,地势极险,悬崖绝壁,难以骑行,革命军坚韧不拔,相持一日夜之久,革命军不支,退守娘子关,并把赴娘子关与阎锡山组织“燕晋联军”说成派副官知府周维桢等驰入敌军,晓以国家艰危之大局及改良政治之苦心,已允输诚。顷已下令停止攻击,并即单骑往抚晋军,尤属忠勇可嘉。
  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要他迅速进京组阁。吴禄贞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比较激烈,有所泄露,更为第6镇中袁世凯系统中的人侦破,密报袁。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知吴将军与晋军合谋阻袁北上的信息以后,恨之入骨,即以3万重金贿赂周符麟,去石家庄暗杀吴禄贞。
  周符麟是吴禄贞的旧部,原为第6镇第12协统领,曾被吴撤职,所以怀恨在心,寻机报复。周到石家庄后大肆活动,首先串连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用重金收买。马与周是同乡,都是东北人,在延吉时就跟随吴禄贞,吴对他十分信赖,所以重用他为身边的卫队长。周、马私下约集军官集会,以金钱、官禄为饵,引诱军官反对吴。
  参谋何遂发现马等行动鬼祟,便向吴报告。吴生平为人志大气豪,疏于防人,对何的报告不予重视,只是说:“不要紧,马惠田是靠得住的。”当晚,有人劝他调山西部队来作卫护,他不肯。同学刘道仁劝他搬出车站,找民房暂住,他也不允。因而没有作任何戒备。
  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在车站一个小院办公室批阅文件。马惠田、夏文荣、吴荣章等4人,趁其不备,闯入办公室。马进门一面口称向大帅贺喜,一面在行跪礼时即掏出手枪向吴射击。吴见来者不善,即绕案桌躲避,并掏枪还击。随即跳窗冲到小院,但马等紧追不放。吴又一个箭步跳上墙,准备翻墙而出。这时腿部中弹,跌下墙来,乘势射击。其时马有意向外逃走,吴跟随追击。殊不知是计,刚出墙外,伏兵四起,为一阵乱枪击倒。副官周维桢、来宾张世膺亦均同时被杀。
  阎锡山所派晋军两营于11月5日运抵石家庄,当时吴禄贞十分高兴,招待猪肉馒头,并允另给新式服装。11月7日,吴禄贞殉职后,晋军领导人仇亮、姚洪昉、景晟、史宗法、马龙章、佴得勋等,共同向清军第6镇第12协协统吴鸿昌要求:联合破坏京汉铁路、黄河桥及滹沱河桥,并逼迫统带与之联合,速行北上。
  吴鸿昌本是袁世凯系统的人,当然不会合作,带领清军逃窜栾城。同情革命的清军官孔庚、何遂、李敏等则到山西参加革命。两营晋军也因兵力单薄撤出石家庄。晋军撤不远,见清军都已溃散,即返回,将石家庄存储之弹药、粮秣、服装等,运送太原。
  11月18日,袁世凯命段祺瑞为第6镇统制,到石家庄收拾乱兵,阎锡山为防清军进攻,命令晋军在井陉、雪花山布防。至此,“燕晋联军”失败。
  袁世凯又派人暗中与南方立宪派人以及帝国主义者接触沟通。他做了这一切后,才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入朝觐见隆裕太后,表示效忠清室。2日后,袁世凯便公布了内阁名单,他的亲信居于重要位置:陆军大臣是王士珍,民政大臣是赵秉钧,邮传大臣是杨士琦。那立宪派代表人物也有了位置: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为司法部副大臣,他们虽然没上任,但对袁世凯却有了感情。
  袁世凯又策划削减君权,加重阁权,遂呈递停止入对奏事说帖,清廷允准,自此一切政令均集中于内阁,袁世凯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清政府大权。但他却没有就此罢休,继续进逼清室,把清室残存的一点力量全数排除。载沣虽然庸懦无能,但他的摄政王之位,仍使袁世凯感到不便。12月6日,清室被迫准许载沣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朝廷用人行政,均归内阁。袁世凯又将禁卫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调心腹将领冯国璋接充第二军总统,负责畿辅和海防一带防务,兼充禁卫清军总统官。
  对袁世凯有点牵制作用的,只剩下军谘府年轻的军谘使良弼。袁世凯还没来得及对他动手,良弼因反对共和,革命党人彭家珍却将他炸死。
  袁世凯取得了清政府的全部权力,便设法对付起义各省,若靠武力镇压,全国人民反对清政府、拥护实行共和的情绪非常强烈,武力是压制不住的。于是,袁世凯便使用剿抚兼施、软硬并用的手法。
  他先依仗自己手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队,集中地给首义的武汉起义军相当打击,后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议和。
  袁世凯写信给黎元洪商议和事。黎元洪复信袁世凯,劝他赞助民军。并表示:“公果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400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袁世凯又派黎元洪的同乡、道员刘承恩,以及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到武昌议和。黎元洪召集各部长、参谋等在议事厅接见刘、蔡两人,刘、蔡首先表示:“我辈要求改革,无非为达真立宪之目的,今朝廷已宣布实行立宪,且开党禁,是则吾辈之目的已达。除民主国体外,无论何种意见皆可代达袁项城代奏,请朝廷采择实行。”
  黎元洪态度温和地表示若项城现率所部转取冀汴,尚不失为都督,将来大功告成,公举总统时,以项城威望或可当选等语。
  但黎元洪并不能完全支配湖北军政府的实权,革命党人见有君主立宪,表示强烈反对。那朱树烈、陈磊、甘绩熙、范义侠等都抽出指挥刀,喝道:“谁主和,谁吃刀!”各部长俱起而痛骂袁项城无人格,讥两使无价值。那两使惟红涨两颊,默坐静听而已。都督府门前又有民众团体作示威运动。刘、蔡两人见民军志不可挠,民气不可侮,失意而去。
  袁世凯派刘、蔡和谈,实属试探。试探后他决定与汪精卫勾结。汪精卫被长期监禁,清朝政府对他又攻心软化,善耆常与他谈论政治,并赠以图史百余帙。汪精卫的意志、思想情绪发生了变化,他在狱中写下《有感》一诗,把自己曾经身体力行过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说成是“豆萁相煎”。在另一首题为《述怀》的五言长诗中,则谴责自己谋刺清摄政王的行动是一时感情冲动,缺乏修养,意境情态大变,实际上已向善耆投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解除党禁,宣布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卫被释。汪精卫刚从狱中释出,便被袁世凯找去,对他一再表示,他袁世凯早就同情革命,又令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为兄弟,借以笼络人心。汪精卫愿为袁氏出力,便与杨度、汪大燮共同组织“国事共济会”,以民间团体的形式主张南北议和,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
  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屡遭挫折,他又意识到需要进一步给革命以打击,便密令北洋军猛攻汉阳。汉阳被攻破之后,湖北军政府张皇失措,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丧失了勇气和信心,因而很快落入袁世凯设计的“和谈”圈套。
  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的坚持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拒绝和谈,反对君主立宪,到放弃任何条件,主动要求停战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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