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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车站暗枪


  袁世凯认为他做正式总统,是理所当然,势在必得;国民激进派认为,若袁世凯爬上正式总统宝座,就会覆辙重蹈,那绝对不行;国民党稳键派的不少人也开始感到:袁世凯实在是不可教诲,但究竟是否让袁世凯做正式总统,却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至于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看法,主张举袁为正式总统。黄兴和宋教仁虽然仍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由国民党取内阁以掌实权,而不取总统,但暗中确有拥黎元洪为总统的想法。
  如果国民党议员不选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要当正式总统便成了问题。于是,袁派能员数十人,携款数十万,分赴各省运动自己为正式总统,袁世凯还特令总统府秘书函询国会事务局,将当选议员属何党籍详细调查呈阅。
  在袁世凯着急的时候,他又听到黄兴、宋教仁联合孙武及共和党民社派,举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为副总统,将袁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消息,甚是惊慌。他指使他的党徒匿名大肆攻击宋教仁。宋教仁针对匿名攻击进行反驳,并揭露官僚派的“造谣生事”。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乘江新轮到上海,当晚住进黄浦路惠中饭店,后迁居同学路21号黄兴家里。不久,孙毓筠从北京致电黄兴说:“正式国会成立在即,谣言纷起,人心动摇,时势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我公,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
  黄兴以袁世凯处事无诚意,拒不应孙之邀。
  袁世凯没有达到将黄兴调北京之目的,便搞起恐怖来,多家报纸刊载消息:“大致谓选举总统在即,人心惶恐,纷纷迁避。各国使馆亦日日增置军械防备。”1周后,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枪声在上海响起。
  使用暗杀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是袁世凯惯用的伎俩。
  袁世凯最先曾企图拉拢并利用宋教仁。陆内阁风潮后,袁表示希望宋出来任内阁总理,宋以这“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刺谬”,坚辞不允。后来,袁又企图对他收买。宋教仁准备南下回湖南桃源老家省亲,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袁赠予50万元的支票,要求宋随意支用,宋不为所动,婉言将支票退还。
  宋教仁南下后,袁极不放心,派他的爪牙随时监视。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的仇恨。
  一天,袁世凯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道:“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
  宋教仁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他劝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他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他认为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国民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宋教仁认为袁世凯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之前,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当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不相信道:
  “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
  宋教仁错了。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阴谋正在加紧进行。
  这天日黑时分,一辆黑色小汽车飞驰而来,在北京政府内阁总理赵秉钧的门前嘎然停住。一个身穿貂裘大衣、头戴海獭皮礼帽的人,从车门里闪了出来,一跛一跛地溜进了赵寓。这人便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
  赵寓后宅的一间小厅里,壁炉火旺,灯光通明,不时传出一阵男人得意且淫荡的笑声和女人们娇柔造作的怪叫声。袁克定闻声,收住脚步,身子斜立在后院门前石阶上,袁克定很熟悉赵秉钧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若无紧急公务,他总要和妻妾们在这小厅间玩一阵牌,下几盘赌注,妻妾中谁个连赢3局,这天晚上她便可得到赵的宠爱。
  赵寓内侍对袁克定也很熟悉,知道他此时亲自上门,必有要事。见他在院阶上驻足,侍人便匆匆往小厅跑去。
  穿着长袍马褂的赵秉钧,一听来报,“哗”的一声,挥手推倒面前的麻将牌,起身离座,急步跨出小厅,迎至门前。一看来的果然是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心里不由一惊:通常到了这般时辰,这位“大爷”是绝不出门的,即使有要务急事,也都是挂个电话,叫赵秉钧去一趟罢了。今晚,到底有什么特别要紧事犯得着这位“大爷”亲自出马了?
  “‘大爷’驾到,未曾远迎,……”赵秉钧的客套话刚一出口,袁克定一扬手,又向他瞟了一眼,他便知事非寻常,把后边的话慌忙咽下,赶紧把袁克定引到二楼一间密室内。赵秉钧刚把密室的门拴上,还未坐定,这位公子便抢先开了口:
  “赵叔,外面风声很紧,谅必你也有所闻了吧。国会选举揭晓后,大势不好呀!‘梁山匪魁’宋教仁趁国民党人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之势,借口回湖南故里省亲,在湘、鄂、皖、苏诸省,大放厥词,大肆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这小子野心倒不小。我爹早就看出宋教仁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袁克定见赵秉钧直愣愣地站着,急忙又说道:
  “赵叔,你想到过吗?若让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出山组阁,到那时,‘梁山宋江’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你就得卷铺盖,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个徒有虚名的大总统,我们的天下就算完了。”
  “唉,这个‘梁山宋江’,年纪不大,手腕倒是挺厉害的,真他妈的厉害!”赵秉钧为表示效忠袁世凯,连骂了几声。
  “我爹说了,总统总统,就要统管天下。手上无权,听人使唤。他当总统由人摆布,仅仅是用来当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样的总统,他是绝对不当的。”
  袁克定说到这里,拧开一颗大衣钮扣,伸手从内襟口袋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尔后又掏出一个小蜡纸包,轻轻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脸说:
  “我爹口谕,务必在四月初国会开会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这支手枪和5发带剧毒弹头的子弹,由你交给一个绝对可靠又有胆量的人去执行,不得有误,事成之后嘛,我爹应诺了,从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中支取10万英镑予以重赏。”
  赵秉钧听罢这位大少爷传达了他老子的口谕,犹如当头挨了狠狠一棒,脑子发胀,手脚发麻,两眼盯着桌子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叔,你看这桩事,……嘿嘿……”袁克定奸笑了几声。
  赵秉钧立即意识到:若不马上应下这桩秘密差事,必将招致杀身之祸。他强掩着内心惊惶,赶快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两手垂立,摆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不卑不亢地说道:
  “总统口谕,智庵俯首听命,绝对服从,只是这合适的人嘛……唯恐一时难以选到,不过,我将尽力物色,尽快去干!”
  “好!赵叔,我爹一向是把你当亲兄弟看待,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
  袁克定没有说下去,只是用那对凶恶的眼睛瞟了下桌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秉钧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视线一触及到桌上的手枪和子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哀叹一声,垂首沉思起来。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因国会议员已陆续北上,他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资格,准备赴北京参加国会。这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从清早开始一直不停地下着,晚上夜更浓了。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陪同下,从《民立报》报社乘上一辆四轮大马车赴上海沪宁车站。虽然上海的十里洋场依旧是灯火通明,但街上毕竟不同晴天那样热闹,行人稀少了。他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在通往上海火车站的一条街道上,在茫茫细雨中不快不慢地行进,为了挡雨,车上四周的帆布帘篷全都落下,遮得严严实实的。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在车里谈笑风生。
  坐在马车前排的宋教仁扭头对坐在后排的黄兴说:
  “克强兄,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待国会闭幕后,你即来京,根据国会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商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黄兴神情带着几分亢奋地回答说:“如果由我党组阁的事真的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定下来了,那连其美、仲恺,都得一起赴京才是。”
  “到那时候,孙先生也该从日本回来了。”廖仲恺补充了一句。
  沪宁火车站临时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摆设得颇为排场:一盏16头的玉兰吊灯下,摆着几张长条桌,白绸桌布镶着荷花叶边,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各色糖果和香烟,条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经坐着20余位议员和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离检票进站上车还有20多分钟时,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刚从马车上下来,接待室门口便走出几个撑着雨伞的人,热情地迎到马车跟前:
  “噢,是黄先生、宋先生、陈先生、廖先生,失迎失迎!”
  宋教仁、黄兴等并不认识他们,以为是政府临时雇来的招待员。宋教仁、黄兴等人都穿着风衣,戴着礼帽,雨并不大,可迎候者还是举着伞,把他们接进了车站。就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在接待室通往进站口的拐角处,一个人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廖仲恺眼快,见此情况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钝初兄,那边似有坏人。”
  宋教仁听了,不以为然地朝拐角处瞥了一眼,轻声答道:
  “这类事,防不胜防。”便大大趔趔地走进了接待室。
  窗外,依旧是风裹细雨,四处飞扬。初春的夜,寒意三分。车站接待室里却是一片热烈气氛,相识的,不相识的,彼此寒暄问候,特别是即将赴京的宋教仁,这样一位年轻而又颇负声望的大党魁的到来,人们自然是不约而同地向他围拢过来,客套话、恭维话不绝于耳。宋教仁兴奋地应酬着,那怕是在与人简短的几句交谈中,也几次提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以致使几个非国民党员在寒暄过后,一转身面孔上就呈现出几分不悦。
  时间将近10时40分,一阵急促的铃声,使这暄腾热闹的接待室顿时静了下来。开始检票进站了。议员们自当是第一批进站的贵客。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转身对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说道:
  “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们的好消息吧!”
  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钝初,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
  “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
  哈哈……。”宋教仁一边笑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其他议员已经稍前进入了检票口。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陪同下,匆匆向检票口走去。从接待室至检票口只不过数十公尺距离,他们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砰砰”地3声枪响,宋教仁惊喊道:
  “有人刺我!”
  宋教仁的小皮箱“啪”地一声从手里掉到地上。他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流出来。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随即将他送进附近的铁道医院。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一个持手枪的人,正趁站内秩序大乱之机,慌慌张张夺路而逃。巡捕断定此人就是凶手,便跟踪紧追。凶手是个矮个子,穿一身黑呢子军官服,跑得并不快,看样子,心里十分惊恐慌惶。
  车站外,风呼啸,细雨茫茫,灯昏暗。凶手刚跑到拐角处的沥青路上,见前面有一滩水,正想避开,不料由于湿漉溜滑,一侧身滑倒在路旁。巡捕奋力追上,眼看就要擒住,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前面两个巡捕应声倒在马路上,凶手立即跃身冲进一条小巷,待后面的巡捕追来,他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由于被子弹击伤肾脏、大肠,手术后虽将子弹头取出,但因子弹带有剧毒,抢救无效,于3月22日晨去世,享年仅31岁。
  宋教仁入医院时,神志清醒地嘱于右任3事:“(1)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3)诸君皆当勉力进行,勿以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费尽心力,造谣者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于痛苦中请黄兴代笔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道:“窃思仁自受任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丝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这位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家,直到临死,也没有看清南北之争是不能用调和的办法去解决的,更没想到暗杀自己的就是那甜言蜜语的袁世凯。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凶手当场逃之夭夭,便扮演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他颁布命令说:“昨据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电称,20日晚在上海车站被奸人枪击重伤,当即饬江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及上海地方官、沪宁铁路总站,悬重赏勒限缉凶,并派交涉使陈贻范前往慰问。据陈交涉使电称,宋前总长于22日寅时因伤身故。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袁世凯又致电程德全等,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他又令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袁世凯自以为得计,没有料到事实真相很快就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和陈其美等痛心地联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总巡捕,请他们加紧侦缉,尽快破案。
  陈其美派任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平时已从来往电报中获得不少线索。案发后,一个古董商人王阿法向巡捕房提供重要线索。英巡捕房于23日晚12时半在湖北路迎春坊3弄妓女李桂玉处将谋杀犯应桂馨逮捕。第二天又在应家捕获行凶者武士英,并搜出五响手枪1支以及应同主谋者赵秉均、洪述祖往来的密电码3本和函电多件。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江苏常州人,清附生,1884年至1891年间当过福建兼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后来又当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民国后,充当赵秉钧在内务总长任内的内务府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指挥下的侦探头目。
  应桂馨浙江宁波人,稍有家产,曾承父命在家乡办理学堂,后因仗势欺人,避捕出亡上海,成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武昌起义前,陈其美在沪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曾借应家在沪的房屋作为据点。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委应为上海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归国到上海,陈其美命谍报、庶务两科负责照料,应桂馨在上海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并兼任庶务科长。但是,应桂馨妄自尊大,挑拨是非,刁难临时政府官员,欺侮华侨来客,又从应办菜席中克扣银钱,“应办菜每席开支银5元,后减至1元,与5元菜相等。”孙中山才知道他从中舞弊。有不少人建议不仅要把他撤职,而且要逮捕查办。孙中山本着与人为善,又碍于他是陈其美推荐,就宽容了他,革了他的职。他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中华民国共进会”,自任会长。共进会成立时,虽标榜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该会成立后,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浙江都督朱瑞、江苏都督程德全先后通令查禁民国共进会,黎元洪也曾下令通缉应桂馨。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民国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民国共进会名义,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批给5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桂馨投靠了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袁世凯、赵秉钧又通过洪述祖安排他刺宋。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是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退伍军人,只知金钱的兵痞,流窜到上海后,就被应桂馨收买,为直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
  孙中山在日本接到黄兴的电报,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的原因。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返沪。他刚从轮船上下来,便被前来迎接他的黄兴请进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内,他迫不及待地询问宋教仁遇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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