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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华南败退


  蒋介石召集保卫武汉的各部队官长会议,作了长篇训话,说:“各位此次奉令率部守卫武汉,职责异常艰巨,使命格外重大,今后武汉的存亡,整个抗战的胜败,要由你们负起全责。我们一定要藉此一战,将寇军主力歼灭于我阵地前,这样,才算达成我们的任务,才对得起总理和一般革命先烈在天之灵。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高级长官应始终不离部队,誓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高级将领应有坚决的企图心,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誓死求其贯彻。”
  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激烈战斗,取得重大战果。2月18日,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袭击武汉。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4大队长李桂丹,率飞机29架起飞迎击,经激战击落日机14架,李大队长以下5名航空战士英勇牺牲。
  4月29日,日军飞机39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集中飞机67架严加戒备,待日军飞机侵入武汉上空后,分别向日军轰炸机、驱逐机展开攻击,共击落日军飞机22架。
  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唤升、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2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阵地加油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地城市散发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
  在武汉会战时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关系较好的时期。
  1937年11月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在延安机场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王明,以及康生、陈云、曾山等人。
  曾身居高位的王明此时已身价迭落,他从莫斯科启程回国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说:
  “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毛泽东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王明等人,说他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他们期望王明能同心同德地一起工作,然而,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以钦差大臣自居,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显出他志大才疏、爱放空言论的毛病,但多数人却接受了王明的意见。
  毛泽东、张闻天等对王明的报告不以为然,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是有的,不要将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
  张闻天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是必要的,保持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保持动员与组织群众的自由也是必要的,这是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不然就是投降主义。”
  尽管毛泽东、张闻天同王明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王明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还有康生、陈云同时入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重新作了分工,张闻天仍主持日常党务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项英等组成东南局,领导新四军工作。
  蒋介石特邀王明去武汉一谈。蒋急需了解共产国际对抗战以及国民党的态度。王明同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到了武汉,开始同蒋介石就两党进一步合作、团结抗战事宜进行协商。
  老蒋对王明的重视并不表明他会诚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而是他有求于苏联的援助。但王明对此却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同蒋介石会谈后,便迫不及待地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公开放弃中共中央以往的原则立场,对国民党表示让步。接着,王明又连续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宣称中共领导的军队应服从蒋介石、阎锡山的统一指挥,中共领导下的政权、军队在组织上应同国民党的政权、军队合并。
  当王明摸清蒋介石绝无请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之意时,便放弃了“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的最后一个要求,宣布共产党现在并不要求参加政府,只准备从旁帮助国民党抗战。
  然而,王明的妥协退让,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结果,相反被蒋介石视为软弱可欺。1938年2月,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报刊群起鼓噪,大肆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甚至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之“新的封建割据区域”和“自行其事”的八路军。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不仅毛泽东、张闻天,而且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对王明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提出:“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不愿留在延安。最后决定同意王明同凯丰去武汉,但只准他们在那里留一个月。王明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直到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才被迫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努力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王明在武汉临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长江局下设5个机构,叶剑英为参谋处参谋长,李克农为秘书处秘书长,董必武兼任民运部部长,博古兼任组织部部长,王明任党报(新华日报)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一再邀请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陈诚),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这个职务。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主管文化)厅长。
  国民党在1938年3月底4月初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会议还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日力量案》,并成立了参政会。蒋介石也作出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姿态。中共方面参加参政会的共有7人,即: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请假外,其他6人都参加了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同日寇作战中取得很大的胜利。
  日军从1938年6月初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大规模行动。
  日军一部从蚌埠、凤阳集结于合肥,再从合肥出发攻打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攻下舒城、桐城,进逼潜山,威胁安庆。
  日军在长江集结44艘军舰、83艘汽艇、13艘客轮、数百条木船,溯江而上,配以飞机掩护,海陆空联合,猛攻安庆。杨森部因兵力分散,苦战两昼夜,遂被攻陷,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日军以合肥、安庆为据点,出兵西攻。
  日军占领安庆、潜山,下一步进攻第二道防线的重要据点马当要塞。第九战区在马当置有6个师的重兵,第三战区也以重兵呼应,并在长江布雷。日军一边派兵扫雷,一边集几十艘军舰徐徐西进,对沿江两岸施以猛烈火力攻击,自东流起随处登陆。日军越过东流,以上百架飞机轰炸、扫射,掩护军舰冲击,马当告急。
  第九战区长官部急令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马当。167师驻马当西不远的彭泽,薛蔚英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结果日舰队从江中的岛北边绕过,绕到马当要塞的背后,施以猛烈炮轰,一时间马当要塞炮火弥天,日军借炮火掩护,蜂涌登陆。马当守军炮位不佳,发炮时对日舰威胁不大,守军不敌,援兵未到,26日马当失陷。
  马当失陷,蒋介石震怒。最高统帅部认为,薛蔚英师若能及时增援,马当当为无虞。蒋介石便下令逮捕薛蔚英,处以死刑,并将167师解散。
  日军占领马当以后,猛力西进。中国军队以重兵阻击,日死战,以5天时间攻克彭泽。占彭泽以后,便集重兵向湖口猛进。湖口是鄱阳湖通长江的咽喉,进攻3天,于7月4日攻陷湖口。
  7月13日,蒋介石调整部署,重新划分战区,下令长江以北属五战区,长江以南及武汉属九战区,并向全军发表训令,号召全军奋起打击日军的狂妄气焰,保卫武汉。
  是时,潜山、太湖、宿松、黄梅已失,日军豕突猛进。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形,增加援兵,于8月底克复潜、太、宿各地,截断日军之后方,毙敌甚多。
  日军从湖口出兵九江。中国军队重兵布防,中日两军都是海陆空三军齐出,江上、天上、地上处处枪炮隆隆。日军原计划5天左右拿下九江,结果打了22天,付出重大代价,才攻占九江。
  日军变更联络线于江岸,且于黄梅集有步兵约2师团,炮兵4个联队,战车七八十辆,并在九江北岸的小池口筑有机场,停机七八十架,于9月1日,分3路进犯。
  中国守军刘汝明部、覃连芳部、王缵部死守广济,与日军激战数日。日军前进不得,便施放毒气数十次。广济为一盆地,易中毒气,守军遂移到广济以西之界岭南北之线阻击敌人。日军占广济后,又并力攻打田家镇要塞。
  田家镇在九江与黄石之间,中国守军在此设有坚固防御。日军以海陆空3军齐上,每日以飞机投弹千枚以上,炮击500余次,田家镇坚如磐石。日军不顾国际法竟使用毒气,其毒气一种是剧毒“红剂”,化学成分为二苯氰胂;另一种是“特种烟”,比“红剂”更具杀伤力。中国军队无防毒面具,亦无毒气战精神准备。毒气一来,几乎是坐以待毙。我两营官兵,除2人外,均在阵地被毒死,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日寇在中国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其命中率达80%。日寇使用毒气后,立即猛攻,并打扫战扬,以不留痕迹。
  田家镇守军与日军鏖战28个昼夜。张义纯、萧之楚、何知重军,向日军侧背猛攻,形成夹击歼敌之势,但由于田家镇南岸要塞失陷,日军以另一部由水道登陆,猛袭北岸要塞之侧背,9月28日,田家镇失陷。
  日军在合肥集结5万兵力,分3路向六安、霍山进犯,同于学忠、冯治安部激战。这两地不久失陷。
  日军又以13师团继续南犯,与中国守军在富金山激战一周之久,富金山失陷。
  日军13师团及第10师团之濑谷支队打到河南商城。尔后日军13师团和16师团向南转进,在沙窝一带,与孙连仲、宋希濂等部激战30余日,日军无法前进一步。
  日军第10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继续西犯,同张自忠军激战于春附近。中国军队以众寡悬殊,乃转进于潢川,又与日军激战一周,而放弃潢川。日军再进,与陈鼎勋军激战,再陷罗山,进至栏杆铺,遭胡宗南部迎击。日伪军不敌,退入罗山城。日军第3师团前来增援,胡宗南部伤亡过众,乃渐向西撤退。10月12日放弃信阳。
  韦云淞、孙桐萱所部,扼守武胜关一带,阻敌南进。最后,因武汉转进计划业已策定,所有第五战区部队,除留置有力之数部于大别山脉担任游击外,其余均陆续转进平汉线以西。
  在长江南岸,第九战区部队也是节节抵抗日军进犯。九江失陷后,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在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率领下,分两路进攻。右路由第9、第27师团和波田支队组成,主攻瑞昌、幕阜山,断粤汉线,然后迂回武昌之南;左路由第101、第106师团组成,循南浔路挺进,直攻南昌,从而牵制第九战区的第一兵团,掩护右路军攻击。
  日军波田支队于8月10日由瑞昌东北之港口登陆,遭孙桐萱第三集团军迎头痛击。双方激战,日军不敌,急以第9、第27师团合击,并配以几十架飞机攻击。第三集团军死战,双方激战14昼夜,日军以重大代价攻占瑞昌。
  日军占瑞昌后,急于扩大战果。张发奎第二兵团调第6、第75、第98军迎敌,双方相持不下。
  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进攻星子,在星子同中国军队叶肇、王敬久、陈安市各军激战3个月。第101师团消耗殆尽。
  9月1日,日军第9师团一部,乘王陵基部部署未定,突破王部阵地,沿瑞德公路窜扰南浔路之马回岭,经黄维、俞济时军截击,日军南下德安之策遂失效。
  日军第27师团企图攻下武宁,以威胁德安,先后在麒麟峰、张古山、万家岭一带,经薛岳兵团各部狙击,歼灭其迂回部队4个联队。
  日军第9师团由瑞昌攻马头镇、富池口要塞,经汤恩伯集团军猛烈抵抗,消耗其半数,但在军舰、炮兵及空军援助下,并频施毒气,马头镇、富池口先后失陷,汤部继在富河南岸滞日军西进。张发奎兵团在阳新、大冶及半壁山、黄颡口、石灰窑、黄石港一带任江防、湖防之守备,屡予日军以重创。最后阳新、大冶先后失陷。日军继而分3路进攻,企图截断粤汉线,围攻武汉。
  蒋介石指挥武汉会战,远非所愿,虽节节抵抗,但节节败退。
  日寇为了策应武汉会战,并谋切断中国同国际的联络起见,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做出攻占广州的决定,随即抽调第5、第18、第104师团,以及第4飞行团为基干组成第二十一军,与海军第5舰队协同,以主力在大亚湾海岸,一部在珠江沿岸登陆,攻取广州。1938年10月上旬,第二十一军部队相继到达台湾海峡、澎湖岛集结。
  10月11日黄昏,日军约4万人乘几十艘军舰,在10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突入南海大亚湾口,强行登陆。
  是时,中国军队主力北调,广东方面驻军为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所部尚有8个师,一个独立旅和其他部队,共约10万余人,但余汉谋事前忙于同日军苟合,亲自到香港图谋与日联络,没做任何防卫,日军骤然进攻,他慌了手脚,一边骂娘,一边仓促阻击,但因兵力分散,戒备松弛,尤其是大亚湾地区防御力量极为薄弱。10月12日凌晨,日军几乎未受抵抗,即于大亚湾登陆。
  是日,蒋介石电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县等地调兵,保卫广州。日军登陆后,连续攻陷淡水,稔山、惠阳,尔后主力沿广州惠阳公路进攻,相继占领博罗、增城和从化,一部沿樟木头至东莞公路进攻。日军在惠阳县飞鹅岭四出劫掠,强奸妇女;沿途拉得民夫,到广州后枪杀。日军在淡水一带掳获妇女600余人,每日轮奸,稍不遂意,即遭枪杀。
  10月17日,广州各界人民7万多人举行游行,决心保卫广州。蒋介石从第九战区抽调第64、第66军驰援广东,以迟滞日军前进,但援军未到达战场,余汉谋奉命放弃广州。
  日军由从化、东莞进占广州。另一路日军由珠江口溯江而上,并先后占领中山、顺德、佛山、三水及深圳等地,又向广州方向突进,占领虎门要塞。日军控制了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主要地区。
  日寇进入广州后,就在西堤大马路迄十三行、汉民路、惠爱路一带纵火焚烧。偌大一个广州城市,市内大火3昼夜不熄,市街被焚40余条。财产损失不可数计,实是广州有史以来未有的浩劫。日军在纵火之前,沿街掳掠货物,各大商店和公司被劫一空。日军将沙基平民住宅焚毁,并在市内构筑工事,在黄花冈附近日兵枪杀外侨,陈尸路旁,无人过问。
  对余汉谋不战而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党文武官员,尤其是广东籍官员,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在军委会会议上,不少人向蒋介石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求查办不战而退的将领。蒋介石无言回答,一筹莫展,只是笼统地说,对失职人员一定查办不怠。但此话也只是说说而已。
  广州失陷后,粤汉铁路即被切断,加之平汉铁路被切断。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葛店,武汉附近发生激战。蒋介石急忙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北面的南岳。蒋氏下令放弃武汉,他在命令中说:“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这样,武汉燃烧了两天。
  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且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武汉会战,从6月12日到10月27日,共约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出动12个师团计40万人。中国军队调动了130个师,计100多万人。双方在皖、豫、鄂、赣4省,纵横数百公里的辽阔的华中大地展开大规模会战。日军公布其伤亡3万余人,国民党官方公布,日军死伤20多万人,即占参战兵力的1A2。日军损失军舰90艘,飞机80余架。中国军队牺牲人数约40万人。
  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门迁到长沙。蒋介石夫妇在10月25日去了衡山,觉得不但交通不便,而且设备也差,于是前来长沙,先在城外何键家里安顿下来。何键曾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今却皈依吾佛。蒋见何键不是谈话对手,忙要人把唐生智找来。
  唐生智自南京沦陷后,脱险回长沙,但一想起南京陷落和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便心惊胆颤。听蒋介石唤他,便硬着头皮来见。寒暄一阵,蒋劈头问道:
  “根据你守南京的经验,你看这个仗,还能打得下去么?”
  唐生智也是位很了解蒋介石的人,蒋介石的话一听便明白,他不想打下去了,又不想明说,要别人先为他说出来,唐生智道:
  “拿目前情形看,我们是处下风,但望前看,日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南京失陷,并非在敌善战方面,……”唐生智本想接下直言批评这位蒋总裁,但又改口道:“只怪我孟潇指挥无方,城里有那么多军队,反而弃城而逃。”
  蒋介石闻言甚为尴尬,苦笑道:“过去的事不提了,我们还是谈谈今后该怎么办吧!”
  “委座,中国是不会亡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两人正在谈论之际,只见冯玉祥满身灰尘大踏步进来。原来李烈钧于10月26日在桂林找到冯玉祥说:武汉失守了,你赶快去找老蒋,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冯遂驱车去衡山,又从衡山来到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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