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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 星期四
  在我所到过的地方,没有比这个高台地再荒芜凄凉的了。我钻出“侦察者”,随着我的向导走过布满山石的坡地,这里除了长着牧豆树和多刺的仙人掌,再也见不到别的生命。空气中饱和着盐分充足的潮气。从浅灰色的海洋中吹来的风冰凉刺骨。
  我们前面的这块平地往下倾斜,连着低处一个农场。就在平地边缘有一座破败的土坯房。我的向导安德雷斯在离那几码远的地方停下了,等着我跟上去。“那儿就是出事的地方。”他压低嗓音说。
  这是间摇摇欲坠的小屋,泥墙断裂破碎。小屋没有房顶,两面屋墙向内倾斜成了变形的角度。我走进洞开的一面,那里曾是门的位置。屋里地坪是夯实的碴土。稀松的砖块散在脚下,浅灰色的粘土墙被烧得黑乎乎的。
  我脚下就是一起暴力谋杀的现场。在世上没有什么比这里发生的罹难更深重地伤害了我。我默立了好几分钟,企图寻找遗物或什么痕迹。可是,这里一无所有。我转过身,回到小屋外面。出来时,我感到裤腿被什么拉了一下,低头看去,原来是株小树,已经枯死了。小树尖细的树枝上挂着一些揉皱的纸片,我把它们拂落到地上。
  一片废纸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捡起来铺展开。纸上印着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向移民提出的注意事项和要求。这是边境巡逻队在发现非法移民时向他们散发的。我让那张纸从指缝间随风飘去。
  我站在高台地的边沿远眺,在我的右面,远处是圣迭戈林立的高楼,近处是宽阔的蒂华纳河床。正前方就是蒂华纳河奔流的终点——铅灰色的太平洋。我的左边是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一架边境巡逻队的直升飞机在头上隆隆飞过。
  我转个身,面向南方。车流在过了边界的收费公路上移动,边境的那一边,错落交杂地铺展着连片淡色住房和铁质或红瓦屋顶,这是墨西哥的蒂华纳城,它恰与美国的圣迭戈城在边界上南北相邻。
  我久久地站在山顶,凝望着面前这一带地理情形复杂的边界风景,想起了刘易斯说的那句话:“有用的你就记着,别的当耳边风听过就算。”突然我的感觉苏醒了,回过身,跑到安德雷斯那儿。他正沉思地凝望大海。
  早晨我来时还以为一切都了结,一切都过去了。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的调查才仅仅是个开端。

  圣迭戈警察局凶杀组的加里·瓦尔纳少尉曾和我大哥乔伊是中学同班同学。我依稀记得他们一群人那时总在我家门前游荡,其中瓦尔纳特别的其貌不扬。他现在还是其貌不扬,但当瓦尔纳一开口说话,我才意识到他不仅头脑敏锐,并且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真没料到在我的办公室里见到你。”他一边说一边示意我坐下。“你没多大变化,还吃不够你的巧克力?”
  “不像过去那样了。”
  瓦尔纳轻轻拍着他那刚开始隆起的啤酒肚,“那真好,如果你不少吃点,你准会胖得像只猪。不过你还那么苗条。我想你没嫁给那个笨小子吧。那个游泳队的头,他叫什么名字?”
  “博比·埃利斯。”回答的时候,我突然冒起一股怒火。博比骗取了我脆弱的初恋和童贞,以后因为某个更有社会地位的女人合了他那一心往上爬的父母的意,他就抛弃了我。我现在才感到当年把他那只毕业纪念戒指抛进科罗纳多河是多么的高兴。“他娶了个家财万贯的女人,那女人把他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说完我又补充了一句:“现在他们已经离了婚。”
  “不是每个人都离婚的吧?乔伊近来干些什么?”
  “他住在俄勒冈州的麦克明城。”
  “干什么呢?”
  我耸了下肩,“在一家餐馆干活,至少上个星期他还在那里。”
  瓦尔纳持重起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拿出我的身分证明,隔着办公桌递过去给他。他的眼睛瞪大了点,认真地看起来。“真没想到啦啦队长成了私人侦探。”
  “我手头有一个失踪者的例行调查,我得到了你也许会感兴趣的一些信息。星期天的晚上发生了一起枪杀事件,地点在圣伊西德罗界碑路的那个高台地上的一间土坯屋里。被害人是个男性白种人。你知道这事吗?”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事?”
  “我找你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被害人有可能是我正在寻找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他拿起一枝钢笔,把拍纸簿拉近了些。
  “我不能说。这是例行调查,当事人家庭不愿意公开。”我自己都感到这个谎编得多么拙劣,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瓦尔纳叹了口气,把笔扔在桌上,转身到他的计算机前。他按着键盘,注视屏幕。“男性白人。六英尺三,中等体形,棕褐色头发,无识别特征。腹部被44型马格南左轮枪击中。匿名报告电话打到了南部分局,你可能不知道,那是圣迭戈警察局在圣伊西德罗的分部。电话是在星期一凌晨2点51分打进去的。尸体现在在停尸所,他身上没有身分证明。我们正在设法搞一个指纹鉴定,你知道那种事进展是很慢的。”
  我保持沉默,恐怕说话的声音流露出内心的波动。瓦尔纳的描述可以说符合海诺的情况,同时也和莫宁相似。过了一会儿,我问了一句:“有没有关于死者有一只戒指的情况?”
  瓦尔纳看着计算机屏幕,然后摇摇头。“有可能在我们到达现场之前被偷走了。深更半夜,又是在那种地方,干什么呢……”
  我对他说:“我很乐意去确认死者的身分。”
  “那好,你去县行政管理中心,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已上路。过后回个电话给我。”
  我起身走向门口。
  “麦科恩。”他在我身后叫道。
  “有事吗?”
  “你还能玩个侧手翻吗?”
  “什么?”
  “侧手翻,就像每次游泳队赢了,你们女孩子们做的那动作。”
  他朝我微笑,这笑既有怀旧的色彩,又含着某种欲望。“我那时总是等着你们两手着地的那一刻,你穿的比基尼比队里哪个姑娘的都漂亮。”
  我吃惊地看着他,过了一会才转身出去。

  县行政管理中心在北面,挨着米拉玛海军航空站。在我开车转过奥佛兰德街时,街上的指示牌就告诉了我哪儿是验尸官办公室。
  我在收看室里等着电视屏幕上出现那具未经确认的男尸。我很高兴不必进到那间冰冷的停尸间靠近尸体去辨认。然而事实上我的胃还是紧紧地收缩,呼吸越来越轻弱,就算有这样一种间隔,观看死亡者毕竟是令人不安的,如果死者是你亲爱的人,那就更加不安了。
  “准备好了吗,麦科恩女士?”工作人员问我。
  我点了点头。
  屏幕上出现了那个男人:片子有些失真,绿得发蓝。那男人深褐色的头发,胡子下垂,严厉的面容。看得出死时很平静。
  他不是海诺。他也不是蒂莫西·莫宁。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
  我用工作人员的电话和瓦尔纳取得联系。“尸体不是我当事人的。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肯定没什么隐瞒吗,麦科恩?”
  我目前只有凶手的名字。一起绑架,一次搞砸了的200万美元赎金,还有一个失踪者,这些情报都秘不可宣。我只好说:“我肯定,告诉我情报的人让我上当了。”
  “好啦,感谢你去确认。”
  我挂断电话。

  回到老屋,我坐在起居室一张小书桌旁,足足坐了半个钟头。
  马蒂毫无疑问在说谎。他向我描述的是一个既有海诺的特征,又有停尸房里的那个男人的特征的人。这只能证明:马蒂曾经非常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可能都被他杀死了,首先是海诺,他的尸体先被处理了;由于警察闻讯赶来,才阻碍了马蒂转移走另一个男人的尸体。或许海诺当时负伤逃走?但到现在,他可能已死亡,或者濒于死亡。实际上,我这次去验明死者的唯一收获是产生了一个模糊朦胧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和另一种极其强烈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那就是——必须把调查继续下去,不仅要加紧进行,而且要控制情绪,依靠逻辑与事实。
  先从一个人名,不,是两个人名入手。布洛克威茨和安·内瓦罗。
  内瓦罗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姓氏,布洛克威茨则很罕见,有这个姓氏的人既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我从书桌抽屉中翻出市县的两本电话簿,逐页地查阅。没有布洛克威茨;有一个A·C·内瓦罗。我拨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男人说那儿没有名叫安的人。我向问询台了解新编的电话用户,还是没有。
  我吃了块回家途中买的三明治,马上又驾车赶回县行政管理中心,花了几个小时,仔细查阅他们的各种记录。我查出一份名叫爱德华·布洛克威茨的出生证明,但再翻查下去,又发现一份他的死亡证明书。有一个叫婀娜丽莎·内瓦罗的人于1961年出生在巴尔博·那瓦尔医院,但没有进一步的跟踪记录。选民登记,申请营业执照或其他许可证,以及交纳财产税,所有这些档案材料上都没有那两个姓氏。
  我灰心丧气地离开该中心。内瓦罗和布洛克威茨不一定就出生在这个县,也许不是加利福尼亚人。按照常规,我可以把调查范围扩展到别的县、本州乃至联邦政府的各种机构,但这次不能按章办事。因为我没时间,并且什么也保证不了。
  我忽然想到过一个有可能帮助我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为安全起见,我和她的联系只能限制在通一次电话上。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反应越来越迟钝,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将有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虽然时间才是下午4点钟,我决定回老屋去,马上睡一觉,把问题留到明天再去定夺。

  一种莫可名状的声响惊醒了我。我笔直地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发现天已经完全黑透。气温明显地降了下来,一阵凉爽的微风吹得紧靠院子门的帷帘飒飒作响。我起身走到那儿,朝外看去,没见到什么。随后我摸到书桌跟前,费力地看钟,快到11点半,我已睡了六个多小时。
  刚才那声音又响了,在外面屋后的什么地方。是峡谷里的一只什么动物爬上来?还是有人爬上房子?
  我再移到门边,确信纱门被闩上,但对一个决定破门而入的人来讲,它起不到多少障碍作用。我凝神屏息,纹丝不动,细细地分析四周光亮和阴影的分布情况。
  响声再次传来,这次我听出了方向,在右面的不远处,正对着厨房。一个黑影紧贴着树丛一晃而过,我来不及辨认出是不是个人影。我足足等了五分钟,这才悄悄地把里面的玻璃门关上,并将保险闩上好。接下去我要检查厨房的门——
  电话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
  不能去接!我想。但如果是个重要的电话怎么办?不,不可能。约翰是唯一知道我在这儿的人。我要让铃声传出去,让外面的人认为这房子里没有人。然后我再给约翰回电。
  铃声响过八次后停了。我走到书桌前,在电话键盘上按了约翰的号码。他立刻接了电话。“刚才我给你打电话,没人接。这么说你在那儿。你好吗?”
  “很好。出什么事了?”
  “你那位伦肖先生刚来过,他说——”
  我立即打断他。“挂上电话,出去找个投币电话,再给我来电。”
  他没多说一个字就挂掉电话。我锁上厨房门,查过窗户,然后等约翰的电话。15分钟后,电话铃一响,我便抓起听筒。
  约翰的声音之外有嘈杂的音乐声。“莎伦,我在一个叫平基的店里。有人盯着我,但还没有进来,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来窃听我的电话,伦肖才来——”
  “我不知道他们发现你有多久了。他们可能已经整天在监视你的房子。我们最好讲快些。伦肖说了些什么?”
  “要我转给你一个口信,如果你去他们在拉霍亚的办公室,交还伦肖给你的钱,说出你调查到的海诺的情况,那样双方的问题就一笔勾销了。”
  “就这些吗?”
  “我就让他说了这些。我告诉他,你我之间有矛盾,好几年没讲话了,然后就把他赶了出去。”
  “他相信你说的吗?”
  “说不准。但我觉得他不知道你在哪里。他表面看起来很强硬,其实可能处在绝望之中。”
  那倒很好,但另一个问题使我疑惑。如果外面那个被我瞥见的人不是RKI的暗探,那他会是什么人呢?绑架者中的一个?马蒂“随从”中的一员?还是我至今对其一无所知的什么人?
  “莎伦,”约翰说,“既然他们能找到我,那他们也会找到——”
  “我知道,我准备离开这儿。我需要你帮个忙。我把我的巴里凯房间的钥匙寄给你;你去一趟那儿,收好我留在那里的东西,把钥匙交还那儿的账台,然后把我租来的车——车钥匙在巴里凯的房间里,还到机场。把我的东西存放你家里就行了。”
  “我会这样做的。”
  “多谢了,等这事一了,我给你打电话。”
  长长的一阵沉默,然后传来他的话音:“好吧,你这狗东西,不想来跟我喝一杯,操你的!”电话断了。显然尾巴已靠近,完全可以偷听到他最后讲的话。
  有一小会,我为约翰担心,但我马上提醒自己,我的哥哥会照顾好自己的。此外,伦肖也很清楚,恐吓约翰并不能达到他们找到我的目的。
  我把下午睡觉前搁在茶几上的那枝0.45手枪拿在手里,开始蹑手蹑脚地检查整所房子,同时探视窗外。我发现有辆车停在外面街上。前两个夜晚我没见过这辆车。这是一辆黑色达特桑,比周围大多数邻居的车破旧。车牌字迹模糊不清。我跪在窗前地板上耐心地探头观察了好久,这才确信车里没有人。
  但是,这没有消除我的疑虑。我穿好衣服,把我的东西加上从约翰那里借来的卡琳的衣裤,都装进一只包里。吃完三明治的配菜,我裹着被子缩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静静等候黎明的光线照亮窗户,等候高速公路上过往车辆隐约可闻的嗡嗡声。这声音会告诉我附近乘车上下班的人们开始活动了。
  这时,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片断闯进我的脑海——是令人恐惧的姨妈克拉丽瑟在我们小时候上床时经常讲的。故事的细节淡忘了,但我姨妈的警告现在回响在我耳畔:“当心那只阴影中的狼。它总在窥伺,很沉得住气,一旦抓住了你,它会把你吃个精光,连皮带骨还有那颗心,一点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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